民主讨论续篇:西方民主无法化解中国的挑战

环境污染

图像来源,z

图像加注文字,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如环境污染
    • Author, 宋鲁郑
    • Role, 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春秋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编者按:日前,BBC中文网《点评中国》栏目同时发表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乔木以及宋鲁郑有关民主的两篇文章。有关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读者的热烈讨论,而且两位作者后来又继续撰文,就对方的观点作出回应。为此,BBC中文网分别发表了两位作者的第二篇文章,继续就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同时也欢迎您在以下的表格中留言,发表您的读后感。

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如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一般共识认为只有深化改革继续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才是唯一解决之道。当然由于西方五百年的崛起和积累起来的优势,仍然有许多学者主张西方制度模式是中国未来的必然选项,北京外国语大学传媒乔木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仅从现实与历史的常识来看,这个观点就难以成立。中国三十多年创造的经济奇迹和西方政治制度有任何关系吗?今天的西方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也是贫富差距。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巨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轰动全球,这本书在讨论了自18世纪以来欧美的财富和收入不均问题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贫富不均不是意外,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一直游走在西方的达赖喇嘛之所以最近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减少贫富差距,而在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样的挑战西方自己都解决不了,怎么可能化解中国的问题?

至于腐败和环境污染,当今世界这些发达的民主国家,在工业化时期,哪一个国家没有严重的污染,哪一个国家没有失控的腐败?这些问题都随着工业化的完成,而逐步得到解决。象亚洲的新加坡和香港,虽然没有民主制度,但却是世界和亚洲最廉洁的国家和经济体。

乔木教授还提到中共官员的亲属海外留学或移民的现象,以此做为中国存在意识形态危机的根据。但是在全球对外移民的国家中,中国虽然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但对外移民才排第四,其他三个国家分别是: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都采用西方民主制度,难道就可以用来证明西方的意识形态危机吗?从根本上讲,对外移民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产物,日本和韩国崛起经济起飞时也同样出现了大量海外移民。这从另一个侧面反而证明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根据英国汇丰银行发布的2014年度“移居者探索调查”报告,中国因保持较高经济增长、具有更好的事业发展机会、较低的生活成本和良好的社交生活,成为全球第三大最受欢迎的移居地,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如果按照乔木先生的标准,是不是应该证明中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呢?

从理论上讲,以下原因决定了西方的制度模式绝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榜样。

第一,中国的制度必须符合中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正如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无独有偶,中国学者钱穆也有类似的结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他还发出这样的反问:“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 立得起来的?”。这方面中国有过相当惨重的教训。这也是中华民国这种完全移槙于西方的制度模式在中国失败的根源。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简而言之就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而一旦社会出现多个政治中心,必是国家分裂、大乱和民不聊生之时。这种惨痛的历史记忆已成为全民集体无意识。所以中国未来的政改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遵守这个政治传统。中国能够引入选举、建立国会,也可以实行集体领导包括党内民主,但前提是只能有一个政 治中心。这就是中国政改的出发点、关键和核心。

而西方文明从诞生初期就存在着皇权和教权、王权与贵族的两元博弈,并最终产生其竞争性的多党民主制度。

第二,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向民主转型往往是代价极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跨越。全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 (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法国两百年来经历了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 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二十年就来一次血腥的大波动。其他发达国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这种宿命。

《大宪章》是美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宣言等一系列法律文件产生的基础。

图像来源,BBC World Service

图像加注文字,《大宪章》是美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宣言等一系列法律文件产生的基础。

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仍处于危险的转型中,或者转型过后仍然处于落后状态。泰国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已达八十多年,但至今国家仍是军变和民变交替上演。亚洲其他国家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大同小异:不是军事政变就是持久的内战。

和亚洲不同的是,拉美各国大都是由原宗主国的殖民者的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总统。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时期的独裁统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但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20世纪末。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拉美其他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均有着类似的惨痛经历。

显然,假设我们仍然要把西方的制度模式作为榜样,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是在当代全球化之前实现的,而在今天一年的进步相当于过去十年的情况下,这样转型的后果则是中国远远的被世界抛于身后。

第三,从现实看,在一个国家还没有产生牢固的民族认同的时候,实行民主,极易导致国家分裂。不仅如此,就是已经建立起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同样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的挑战。前者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的印尼。后者则有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库尔德)、英国(北爱尔兰和苏格兰)、法国(科西嘉)、加拿大(魁北克)。

中国基本上是到了二十世纪才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还是上世纪初由梁启超提出的。客观来说,“中华民族”还没有成为各民族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仍然存在疆独、藏独和台独的原因。这也同样是为什么疆独、藏独和台独都希望中国民主化的原因。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和悠久“大一统”传统的中国显然是无法接受、无法承受国家的分裂。

第四,西方是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从种子长成大树。英国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到出现政党、再到最终实 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 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 出现过。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谓整树移植。这个原因可用一句话作为总结:高级民主一旦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 但激进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价也是极为高昂。这个历史可以总结如下两个结论:凡是成功的国家,都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后才实现普选民主的,凡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一步到位实现普选民主的,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毋庸置疑,从现实来看,中国今天的制度模式历经六十多年的检验,证明总体上是适合自己的。今天的中国如同“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只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进行渐进式微调,大的制度架构无需变动。中国终将以自己的方式化解前进道路中的挑战。

(责编: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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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馈

『西方民主無法化解中國的挑戰』,此話類同【西方醫藥無法治療中國的疾病】,何其荒謬!誠然,【中藥】有其治病的療效與價值,但把【西藥】說成無法治療中國的疾病,除了是【政治正確】的表態外,呈現出來的只是【目光短小】、【膚淺無知】。

孟光, Hong Kong

长期关注宋鲁郑先生。虽然他的观点也有偏颇,毕竟列举的事实多于主观评述。不象乔木的文章,根本不值一看。

未署名

感谢BBC给两位学者各自再阐述的机会,使我们对中国应否应启动政治改革,走民主法治权力监督制衡之路有了更清楚的对比认识。我汇总了一下宋文的观点依据:

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等问题在工业化时期,大多数西方国家都经历过或还存在,不是中国独有的。这些问题与国家是否是民主政体无关。钱穆,Burke 等众多学者哲学家曾论述过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必须和国情历史文化结合,中国的文化政治传统是一个中心,皇权 或家长制,不是西方的博弈竞争制。西方发达国家完成民主化后,其他国家不允许或不可能逐步走向民主,因为高级民主一旦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特别是对一个像中国的大国,更不可能渐进民主,对中国当下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腐败 和环境污染 等问题唯一选择就是微调,无需 政治制度改革。

乔教授 文章的依据观点是:

中共本身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产物,60 年来中共从一个小党走向全面统治中国的专制党,其理论和管制手法都是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产物。21世纪为维护其一党专制地位而禁止中国再引进西方制度学习西方民主,这是强盗逻辑。

中国的历史是上下五千年,决不能仅以中共的统治期 为依据来考量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的传统。从中华文明看,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开放包容不断学习并兼容外来文明。现在在中共治理下,我们只可以公开讨论借鉴西方科技和工商业,号召学习兼容西方的分权制衡就被定义为卖国和不爱国。连爱国做一个中国人的方式都被中共垄断了。

读了两篇文章后,我问自己,

如果认可中国是上下五千年文明为依据,中华文明不仅是有大一统创造的,还有诸侯争霸合并兼容所创造的,那么宋文所说的一党即一个政治中心, 一个政治中心即一党天下的政治传统显然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曾学习兼容过众多外来文明,为何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就如此恐惧? 民主政治是对专制统治构成威胁, 还是对中国人民构成威胁?一党专制统治是在激化加深和掩盖贫富差距、不公,腐败 和环境污染 等社会问题 还是在改善消除这些问题??反腐要苍蝇老虎一起打,为何中国不能尝试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多方面改进??? 这些问题是每个中国人切身感受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在习的任期, 做个中国人是自豪了还是更多的压抑,让我们也见证这两位学者的良知。

lihua

你武断地说:"这方面中国有过相当惨重的教训。这也是中华民国这种完全移槙于西方的制度模式在中国失败的根源。"这是无视历史的谬论!中华民国这种完全移植西方民主制度模式在台湾的成功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中华民国的阶段式民主化(训政..宪政..)和和平土改等合理举措,使台湾的民主化的代价比其他亚洲国家(譬如韩国)低得多.反观大陆,中共30年代就是个分裂国家的叛国集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也!它钻了民国初创期的民不聊生之空子,以暴力土改破坏中华民国的阶段式民主化进程,声称要让农民有地,国民有民主,利用和欺骗了许多善良天真的人们;再加上为了苟延残喘,破坏了国府抗日步骤,使国军在准备极不充分的条件下,进入全面抗日的被动局面,几乎拼光了人力物力和财力.抗战胜利后中共的举动和窃据大陆后的折腾和大骗局(让农民有地,国民� ��民主)的彻底暴露,这里不再细说.即使这股共产逆流的反动,使中国民主进程被推迟,但台湾80年代的经济起飞成了亚洲四小龙,90年代就完成了阶段式民主化进程.可是大陆呢?台湾二三十年前成功的民主化进程,怎么对同是"一个中国"的大陆会是"不现实不适用"了呢?难道这是思想上的"共独",莫非想搞"苏区"独裁割据? 网上在传一段帖子:"【希特勒日记】有如下妙说:要控制一个民族,就抢夺他的全部财产,让他变为赤贫,再还他一点点,让他感恩于你;要搞垮一个民族,就禁止他出声,让他变成哑巴,出声的就弄去劳教,或者让他变成疯子;要消灭一个民族,就不要让他思想,把他洗成愚民,像畜生一样世世代代永为奴...".我想真正的中国人是不希望中华民族会那样悲惨的,更不会认不清世道而为虎作伥的.

史实

对宋先生的关注已有数年之久,从最初的将信将疑,到怒不可遏,再倒不屑一顾,但还是没想到宋某人竟然又登堂入室到BBC来争夺舆论阵地了。宋某人那些否定中国现代化、民主化的高论实在没有驳斥的必要,历史终将证明一切。然而最令我无法容忍者,乃是宋某人口口声声表示中国的问题只能靠中国的方式来解决,自己却处处携洋大人的身份以自重,到哪也不忘提一提自己居住在法国的事实,动辄就拿自己身边存在或不存在的外国友人说是,洋人身份已经成为此公论证中国问题的独门暗器与最大理论依据。难道宋先生就不怕某日祸从口出被法国政府扣一个法奸、造谣或者寻衅滋事的帽子投入监狱?当然不会,因为宋先生很清楚他所一再批判的西方民主、西方价值在捍卫着他的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所以他可以有恃无恐地以一个法国人的身 份来为遥远的极权政府摇旗呐喊,混淆是非黑白。如果剥去了洋大人这一身份,宋某人所谓的“独立思考”就根本没有任何用武之地,更一钱不值,甚至在为党国事业辩护时他也不会如现在这般随心所欲,信手拈来。再者党组织豢养笔杆子何止千百万,根本也轮不到宋先生来BBC站台助拳吧。无数碍国碍党的海外华人独立学者竟然需要披上洋人这张虎皮才敢现身为党国张目,真是欺我巍巍中华竟无一人是男儿?

Sundancekid

写的非常有道理,就是这麽回事。乔木这样的人还是去英、美国家为好,去体验一下他们的民主。请BBC接收他。

张文, 波兰,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