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从反高铁到反功能组别

- Author, 邹颂华
- Role, 自由撰稿人
2010年1月16日,香港缔造了两项纪录。为了阻止极具争议的广深港高速铁路(下称高铁)拨款,约一万名市民自发连续包围立法会两天,是史无前例的;而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下称财委会)自去年12月18日开始审议高铁拨款,在泛民议员「拉布」(filibustering)下,已四度延迟表决。横跨一个月,历时四天,共廿五小时的会议,成为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立法会财委会拨款申请。
建制派保驾护航
可惜,纵使民间反对声不绝于耳,财委会最终也在上周末通过669亿港元的高铁拨款申请。有关兴建高铁的争议和其所引发的「世代之争」,香港观察已讨论过,在此不再重复。反而,为什么高铁问题愈揭愈多,泛民议员多番追问运输及房屋局长郑汝桦不少关键问题(如一地两检)仍得不到答案,拨款最后还是在31票支持,21票反对,6票缺席下获得通过,那才是问题的核心。
三十一张支持票中,全由建制派议员和功能组别包办,可说是为政府任何方案保驾护航的「铁票」。
反高铁停拨款大联盟在去年底时,已揭穿了一些支持拨款的功能组别议员与高铁工程有利益关系,如已表明有意竞投高铁车站上盖物业的九龙仓,其中两位受薪董事就是会计界的陈茂波和批发及零售界的方刚。而地产及建造界石礼谦、商界林健锋以及工程界的何锺泰,亦分别为两间有意竞投高铁工程公司的受薪董事。三人均已在去年十二月八日的财委会两次动议投票中避席。
反高铁人士一直希望令更多与工程有关系的议员避嫌或不投票,令支持方案的票数不够而被否决。虽然这个策略失败了,却成功暴露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员与一些基建项目的利益冲突。适逢政改咨询,这也进一步牵动了社会讨论功能组别的存废问题。
功能组别的前世今生
立法会的功能组别,一直以来也被人诟病为小圈子选举。
这个制度沿于港英时代(具体是1984年的《代议政制绿皮书》开始),由选举团和功能组别平分议席。至末代港督彭定康在1995年新增九个功能组别,并更改功能组别选举方法,把法团选票改为个人选票,令功能组别的合资格选民激增,因而被中方视为变相直选议席而宣布立法会「直通车」不再有效,于1997年回归后立刻另起炉灶,成立临时立法会。
现在的功能组别,与直选议员平分立法会六十个议席,但在功能组别的30席中,有23席是用「最多票数当选法」(First Past the Post),不设个人选民,所有选民不是公司代表便是法定团体。
就高铁事件而言,对建制派来说,功能组别「可平衡社会各方的利益」,因为当中有劳工和工商界的专业意见,可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力。
但反对高铁阵营则指出,功能组别犹如特权阶级,无法真正反映民意,也没有发挥才能去维护市民利益和专业尊严,是政制上的一个毒瘤。他们认为,政府锐意要发展西九龙,将来西九必定有一连串的地产项目;而以西九为高铁总站,很明显就是偏帮地产商,有官商勾结之嫌。
而在上周末的财委会辩论中大家也看见,政府对「一地两检」和大角咀楼宇沉降等重要问题没有明确解决方案,对很多计划细节也交代不清楚就申请拨款,无法以理服人,招来泛民议员穷追猛打,而功能组别和建制派议员却自动出来代为政府解围,难怪在反高铁事件中,不少人的矛头也指向缺乏认受性的功能组别。
山雨欲来的公投
的确,在一个月来的反高铁集会中,笔者听得最多的除了是「反高铁」和「保护菜园村」的口号外,就是「反对功能组别」的声音。
拨款通过了,引发万人围堵立法会和警民冲突。
如果政府和建制派以为反高铁人士的表现是垂死挣扎,那恐怕是没有掌握民情。
不少人认为,这是一场新社会运动的开始。自发参与反高铁运动的一万人中,很多也是表示对现有政制的绝望、希望「踢走」功能组别,落实普选而加入的。这正配合了泛民成员公民党和社民连就政制改革而展开的「五区公投运动」。
虽然曾荫权已表明功能组别是建制中不可分割一部份,而港澳办近日也以高姿态对香港有社会组织宣布将推行以「尽快实现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表示「严重关注」,但有去过立法会外观察民情的也会意识到,港澳办的声明犹如火上加油,把本来不支持公投的也推向支持的一方。
反高铁人士扬言要「向功能组别全面开战」,而有网民也因看不过建制派议员在高铁事件上的反应而表示:「为香港好,一定要废除功能组别」、「今后,已经不是反高铁,而是推翻建制派」。
反高铁运动,令新一代意识到立法会拨款不是一个单纯的财务问题,也让他们看到现时议会制度的荒谬。
这一仗,政府是惨胜。山雨欲来,好戏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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