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鸿：极右势力的“杀手锏”

3月23日法国市政选举首轮投票，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举赢得北方城镇埃南博蒙，在东部的福尔巴克、南部的佩皮尼昂、阿维尼翁等地也处于领先。投票日前不久，BBC记者科尔比来到福尔巴克，听取选民心声，观察“国民阵线”在这样一个有着大批移民的边界城镇，靠什么“杀手锏”笼络民心。

几个小伙子在猛踢垃圾桶，便道上撒满了塑料碎片。他们又是踩、又是踏，满口粗话，直到垃圾桶被彻底压扁，后退一步，喘着气大笑。不过其中一个北非模样的小伙子好像还是不解气，继续猛踢，同时破口大骂，“我要彻底砸烂一切。你听见了吗？我要砸烂这个垃圾堆里所有的东西。”

福尔巴克（Forbach）其实好多东西早就被砸烂了。这里的失业率逼近15%，年轻人中三分之一没有工作，平均工资只有14，500英镑（24，000美元），购买力不足的迹象随处可见—市中心好多商店都贴了封条。

当地一位上了年纪、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让·克劳德·弗劳斯（Jean Claude Flauss）带我在城里转转，看一看福尔巴克美好时光的遗迹：一间巨大的纸箱厂已经被夷为平地、成了停车场；矿井自2005年起闲置不用；郊区，原来矿工居住的宿舍楼现在挤满了找不到工作的难民和移民；警笛长鸣。

弗劳斯说，在这样一个等着烂掉的城镇，警笛成了主题曲，不难理解。他问我，对于这里成了“国民阵线”的肥田沃土，是否真的应该感到吃惊？

朦朦胧胧

在福尔巴克市场，国民阵线副主席、市长候选人之一弗洛里安·费尔伯特（Florian Philippot）正在与当地人聊天、散发传单。他身穿牛仔裤、蓝色的夹克衫，看上去非常悠闲、受人尊敬的样子。

作为国民阵线的舆论顾问，费尔伯特下了很大功夫让该组织摆脱凶狠、反犹太、种族歧视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虚无缥缈、朦朦胧胧。

费尔伯特曾经就读巴黎的精英大学。实际上，法国总统奥朗德也曾在这里读书。我问费尔伯特，很明显，你是建制的一分子、怎么会加入以反建制为荣的极右政党呢？

他皱皱眉头，平静地说，“我所受的教育，让许多一般从来不会考虑投国民阵线票的人也能接受我。但是，我的父母是小学老师，我并不是出身于特权阶层，我懂得艰苦的含义。”

他朝前探了探身，语气坚定地更正我，“还有，我不喜欢被叫做极右。我是戴高乐主义者。”

我问他，曾经说要关闭边界的政党怎么能够指望在一个移民人数众多、距离德国只有一箭之遥的城市获得选举成功呢？

他推开办公室的窗户，好像教小孩一样耐心地说，“看，窗户大开。”然后，他关到第一个插销，然后说，“看，现在这是半开。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管理边界，而不是关闭边界。”

巧妙地曲解词义、转移重点、虚化内涵、模糊意识形态。我不由得想起密特朗最爱引用的17世纪一位主教的名言：不含含糊糊，自身利益就会受伤害。

“小心有狼”

在路边一间咖啡馆，马塞尔和帕斯卡尔一边看报纸、一边发牢骚。帕斯卡尔50多岁，曾经是矿工、工会领袖，曾顽强抵抗关闭矿井。他指着奥朗德的照片说，社会党和右翼的“人民运动联盟”根本不了解人民的疾苦。

正在看体育版的马塞尔抬起头来说，中午在市场碰到了弗洛里安·费尔伯特。我等着帕斯卡尔这位曾经的工运领袖、曾经的共产党人大发雷霆，但是，他小声说，“我考虑投他一票。”

看到我大惊失色，他不耐烦地说，“嗯，看看你身边的景象，这个小镇就快死了。主流政党为我们作了什么？我们受够了！”

陪同我的历史学家弗劳斯说，1960年采矿业繁荣的时候，福尔巴克小镇上住着来自40多个国家的人，从来没有种族主义问题。他说，“你看，这个地方有着美好的过去。但是，按最近这些年的老路走下去，根本没有未来。我们需要一次冲击、改革。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可能也会投国民阵线一票。”

回到市场。弗洛里安·费尔伯特正在和一位兜售廉价塑料手镯的阿拉伯男人说笑。两人握着手，小贩告诉这位国民阵线的候选人，他能看出来谁工作努力、勤奋，“放心，我会投你的票。”

曾被叫做边缘组织的极右政治团体，现在正如春雨润物一般，悄悄潜入主流。

果蔬摊前，一位老妇招手叫我过来。她说，“法国有句俗语，你应该知道—雾蒙蒙的时候，更要提防外面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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