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經濟遺產：同一套數據的不同解讀

編者按：12月26日是中共前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誕生120週年紀念日。

中共現任總書記習近平就任一年多來，整治黨風、推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強調「馬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等等，習執政中的毛元素屢見不鮮，其意圖和實質則各有評說。

BBC中文網特推出系列報道，分析評論毛澤東對今日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

中國奏響經濟改革主旋律三十多年，計劃經濟時代在集體記憶中顯得很遙遠；改革開放把中國經濟從「崩潰的邊緣」導向高速增長的軌道。

改革開放初啟時，計劃經濟體制是需要被破除的對象。經濟官僚的算盤表格與市場無形的手之間力量強弱對比幾番拉鋸之後，市場不再是「資本主義尾巴」。

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大學校園生活裏的一項重要內容是用糧票換酸奶、炒花生、雞蛋和水果等。油票、肉票、布票之類在這之前已經悄然隱退。

很長一段時間，毛澤東的經濟遺產鮮有人提及。直到近些年，感慨地位和處境今不如昔的一些中國民眾開始懷念毛時代，學界也開始出現對中共建政到文革結束後這段時期中國經濟的高調回顧。

工業化、現代化

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無論左、右都承認的一點是「前三十年」中國以罕見的速度工業化。單從經濟指標數據來看，1950-80年中國的經濟成就很明顯。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家邁斯納認為，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代，為現代工業化奠定了基礎，而「毛澤東在經濟現代化上的成就遠遠勝過他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成就」。

他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一書中論及毛時代遺產的章節中寫道：從1952年（工業產量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國工業產量以年均11.3%的速度遞增；在毛時代，工業產值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農業產值的比重從58%下降到34%。

鋼和煤產量、發電量、原油產量、化肥和水泥產量的大幅度增長說明中國從一個基本的農業國轉變為一個相對的工業化國家，毛時代的農村灌溉和水利工程對1980年代初期農業生產發展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程小農認為，這些數據只能說明毛時代中國GDP有兩位數增長，工業化迅速，並不說明毛的經濟政策成功。在一段時間內經濟高增長是專制制度的特點。

計劃經濟和中央集權體制意味著政府掌握著所有資源，可以集中資源，通過行政手段來保證實現政府的目標。

以重工、軍工為主的工業化推動GDP增長速度最快。

他說，關鍵在於依照蘇聯模式，圍繞156個蘇聯援建的重工軍工項目，資源配置上忽略輕工業和農業，結果造成日用物資匱乏，百姓生活艱苦；而六、七十年代大搞地方軍工備戰，也導致產能過剩，地方軍工企業效率低下、浪費嚴重而轉產困難。

邁斯納也注意到毛式工業化「要求中國人民艱苦勞動和自我犧牲」，國家通過剝奪其統治的人民，特別是農民，來建立重工業基地，支撐日益龐大的統治「官僚機構」；個人收入增速遠不如國民經濟收入增速之快，大部分社會剩餘產品流入國庫而很少用於提高民眾收入和生活水平，佔人口75%的農民收入基本上沒有什麼增長。

「人本」的釋讀

但是，邁斯納指出，一些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成就很難用經濟數據來體現，比如教育、醫療保健、人均壽命和新生兒死亡率等。

傳統的市場經濟理論體系中並不包括這些「軟」指標。「人文」因素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發展程度的因素之一，是80年代前後的事。

在學術界居上風的自由派市場經濟理論擁戴者通常會「非議」這種對毛時代成就的肯定，但中國各個時代的「毛主義的堅定支持者」則堅稱，沒有毛時代的工業革命，後毛時代舉世矚目的經濟改革就無從進行。

程小農認為，正是毛時代的經濟政策的失敗，才有文革結束後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

當時中共高層的結論是，「發展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工業增長，而是改善人民生活」。

近兩年互聯網上曾有人發表觀點，稱毛式經濟政策是「基於計劃的人本經濟」，統計數據則是這種經濟政策成功的證明。

但是，數據也表明其「人本」精神體現在強調人是生產要素，而忽略了人作為消費者的一面。

中國共產黨繼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計劃經濟和一黨獨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體制是執政基礎。

因此，有學者指出，毛澤東的經濟遺產無法與政治割裂。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李偉認為，「毛澤東經濟政策的歷史意義也許不在於它是什麼，而在於其反面教訓。」

李偉從政治和經濟關係的角度分析了歷史學家邁斯納未觸及的層面：1955年夏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引發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失衡，政府債台高築，財政赤字巨大，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包括農業生產瓶頸緊縮，工業投資過大，蘇聯模式內生的管理問題。

在這個關鍵時刻，毛澤東選擇用政治手段來制定和推動經濟政策的執行，這標誌著「經濟政策政治化的開始」。

「大躍進」和大飢荒後，1961年劉少奇和鄧小平允許地方上自下而上進行「市場經濟改革試驗」，但不久遭遇文革，「經濟陷入無政府狀態」，市場化改革化為烏有。

文革結束時，按照官方正式結論，中國經濟瀕臨崩潰。

程小農曾經在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經濟系學統計專業。他記得當時在課堂上就演練過如何平衡一年的經濟。

「計劃官僚部門頂多能處理幾十種產品，多了就招架不了」，他說。

他總結說，毛的經濟遺產可以歸納為四項：公有制和人民公社、計劃經濟、工業化和閉關自守。

其中公有制和人民公社已經被否定了，閉關自守也成為歷史；工業化還在進行，經濟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而GDP增長也開始從衡量政績的唯一指標變成重要指標之一。

政府和市場都會失靈

不過，計劃經濟還沒有徹底成為歷史；「五年計劃」變成了「五年規劃」，產業政策仍是政府的重要職能和調控手段，政府干預被保留。

市場不是萬能，也不可能脫離政府存在於真空。按照發展學的觀點，市場調節和政府干預都可能失靈，而尋找兩者的最佳結合是個永遠的過程；尋找兩者的平衡點，歸根結底探討的是統治者如何統治，執政者如何掌管國家的問題。

李偉認為，馬克思主義一條經典理論是計劃可以消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避免經濟週期性衰退風險，但毛時代的實踐未能驗證其正確性，卻揭示出新的系統風險，即經濟和政治權力集中在中央決策者手中，使得政策的失誤容易引發系統性全國性的經濟失衡、經濟和政治危機，以及漫長的停滯。

程小農說，現在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人們較諱言、迴避他稱為「共產資本主義（commuinist capitalism）」的概念，即政治上的共產黨集權和經濟上的市場資本主義相結合。

《泰晤士報》曾發表英國上議院保守黨議員、記者、作者和商人瑞德利（Matt Ridley）的文章，論證政治民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

他說，根據媒體報道來看，中國的「政左經右」似乎成績不小，而西方政界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也似乎都能從中找到支持自己立場、主張的論據。但這些興奮和言論在他看來都有誤。

他認為，政治自由很重要，並不是因為它能促進經濟自由、繁榮富強，而是因為它能阻止當權者對百姓施暴；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原因並不是頂層不自由，而是因為底層很自由；只要不惹（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堪稱自由放任式執政的典範。

自由市場學派的觀點認為，經濟自由比政治自由更寬容。

比如，經濟自由允許喜歡蘋果的人吃蘋果，喜歡桔子的人吃桔子，皆大歡喜，而政治自由則要求大家投票表決應該都吃蘋果還是都吃桔子，結果必然有一方不滿。

現代社會裏，在核威懾力和蘋果之間有無數產品、服務和事物應該屬於個人或地方選擇範疇而不應由多數「民主獨裁」（democratic tyranny）定奪。

瑞德利還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現實也表明政治自由逐漸侵蝕經濟自由，利益團體用錢施加影響爭取有利於自己的政策或立法，買蘋果還是桔子的選擇日益政治化。

文章發表時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尚未結束。

毛和市場是否兼容

會議決議公布後，前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金融時報》撰文，表達他對中國今後走勢的看法：毛澤東模式和市場結合能否奏效，毛澤東模式和市場是否兼容。

佐利克認為，根據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國政府將繼續改革，推動經濟轉型是無疑的，方向也令人鼓舞；「現在（中國的）改革派要問的是，雙邊投資協議、WTO服務競爭談判、甚至是最終的自由貿易協議等相關談判是否將有助於本次全會藍圖的落實。」

他說，美國、歐盟和其他國家應該利用這些技術性談判推動中國未來十年的經濟轉型。果真如此，「那麼我們將可看到毛澤東模式和市場結合的策略是否是內在一致的。」

被認為「左」傾的邁斯納在總結毛澤東遺產時寫道，毛留下了一份「複雜而矛盾的遺產。它的標誌是毛政權取得了進步的社會經濟成就與其倒退的政制特徵之間的深刻矛盾。」

毛澤東在開啟工業化的同時保留了斯大林官僚政治統治的基本方式，製造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和新的正統觀念與教條，鎮壓所有思想和政治上的不同政見者；因此，在毛時代結束時，中國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

但是，他指出，毛主義的政治手段、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越來越不適合現代化的中國的時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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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反饋

非常中肯的文章！事實證明：純粹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促使生產力最大化，卻無法阻止「資本家一窩蜂追逐最大利潤」，導致最終社會經濟崩潰。週期性經濟危機已經證明了這是必然的結果！而純粹的社會主義，平均主義導致生產者怠工，以致嚴重損害生產力；但是，它卻能更平穩地計劃生產，避免自由競爭經濟的「過山車」式失控。兩者之間的狀態，應該是最佳工作點。

中國作為「實驗室」，目前正在尋找折中的「社會資本主義」：即國家掌控大型國有企業，讓很多中小私企的存在迫使國企不得不加入競爭（否則就死路一條）。而半計劃的國企的巨大經濟「分量」，如「定海神針」對經濟有穩定作用。現在，只差打破國企的壟斷地位，就大功告成了。<strong>千重浪, 加拿大</strong><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