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经济遗产：同一套数据的不同解读

编者按：12月26日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诞生120周年纪念日。

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就任一年多来，整治党风、推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等等，习执政中的毛元素屡见不鲜，其意图和实质则各有评说。

BBC中文网特推出系列报道，分析评论毛泽东对今日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中国奏响经济改革主旋律三十多年，计划经济时代在集体记忆中显得很遥远；改革开放把中国经济从“崩溃的边缘”导向高速增长的轨道。

改革开放初启时，计划经济体制是需要被破除的对象。经济官僚的算盘表格与市场无形的手之间力量强弱对比几番拉锯之后，市场不再是“资本主义尾巴”。

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大学校园生活里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用粮票换酸奶、炒花生、鸡蛋和水果等。油票、肉票、布票之类在这之前已经悄然隐退。

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经济遗产鲜有人提及。直到近些年，感慨地位和处境今不如昔的一些中国民众开始怀念毛时代，学界也开始出现对中共建政到文革结束后这段时期中国经济的高调回顾。

工业化、现代化

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无论左、右都承认的一点是“前三十年”中国以罕见的速度工业化。单从经济指标数据来看，1950-80年中国的经济成就很明显。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为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而“毛泽东在经济现代化上的成就远远胜过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成就”。

他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一书中论及毛时代遗产的章节中写道：从1952年（工业产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均11.3%的速度递增；在毛时代，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农业产值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

钢和煤产量、发电量、原油产量、化肥和水泥产量的大幅度增长说明中国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相对的工业化国家，毛时代的农村灌溉和水利工程对198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发展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程小农认为，这些数据只能说明毛时代中国GDP有两位数增长，工业化迅速，并不说明毛的经济政策成功。在一段时间内经济高增长是专制制度的特点。

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意味着政府掌握着所有资源，可以集中资源，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实现政府的目标。

以重工、军工为主的工业化推动GDP增长速度最快。

他说，关键在于依照苏联模式，围绕156个苏联援建的重工军工项目，资源配置上忽略轻工业和农业，结果造成日用物资匮乏，百姓生活艰苦；而六、七十年代大搞地方军工备战，也导致产能过剩，地方军工企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而转产困难。

迈斯纳也注意到毛式工业化“要求中国人民艰苦劳动和自我牺牲”，国家通过剥夺其统治的人民，特别是农民，来建立重工业基地，支撑日益庞大的统治“官僚机构”；个人收入增速远不如国民经济收入增速之快，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流入国库而很少用于提高民众收入和生活水平，占人口75%的农民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

“人本”的释读

但是，迈斯纳指出，一些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成就很难用经济数据来体现，比如教育、医疗保健、人均寿命和新生儿死亡率等。

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中并不包括这些“软”指标。“人文”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程度的因素之一，是80年代前后的事。

在学术界居上风的自由派市场经济理论拥戴者通常会“非议”这种对毛时代成就的肯定，但中国各个时代的“毛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则坚称，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程小农认为，正是毛时代的经济政策的失败，才有文革结束后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

当时中共高层的结论是，“发展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业增长，而是改善人民生活”。

近两年互联网上曾有人发表观点，称毛式经济政策是“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统计数据则是这种经济政策成功的证明。

但是，数据也表明其“人本”精神体现在强调人是生产要素，而忽略了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计划经济和一党独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是执政基础。

因此，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的经济遗产无法与政治割裂。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李伟认为，“毛泽东经济政策的历史意义也许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其反面教训。”

李伟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历史学家迈斯纳未触及的层面：1955年夏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失衡，政府债台高筑，财政赤字巨大，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农业生产瓶颈紧缩，工业投资过大，苏联模式内生的管理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选择用政治手段来制定和推动经济政策的执行，这标志着“经济政策政治化的开始”。

“大跃进”和大饥荒后，1961年刘少奇和邓小平允许地方上自下而上进行“市场经济改革试验”，但不久遭遇文革，“经济陷入无政府状态”，市场化改革化为乌有。

文革结束时，按照官方正式结论，中国经济濒临崩溃。

程小农曾经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学统计专业。他记得当时在课堂上就演练过如何平衡一年的经济。

“计划官僚部门顶多能处理几十种产品，多了就招架不了”，他说。

他总结说，毛的经济遗产可以归纳为四项：公有制和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工业化和闭关自守。

其中公有制和人民公社已经被否定了，闭关自守也成为历史；工业化还在进行，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而GDP增长也开始从衡量政绩的唯一指标变成重要指标之一。

政府和市场都会失灵

不过，计划经济还没有彻底成为历史；“五年计划”变成了“五年规划”，产业政策仍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和调控手段，政府干预被保留。

市场不是万能，也不可能脱离政府存在于真空。按照发展学的观点，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都可能失灵，而寻找两者的最佳结合是个永远的过程；寻找两者的平衡点，归根结底探讨的是统治者如何统治，执政者如何掌管国家的问题。

李伟认为，马克思主义一条经典理论是计划可以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避免经济周期性衰退风险，但毛时代的实践未能验证其正确性，却揭示出新的系统风险，即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中央决策者手中，使得政策的失误容易引发系统性全国性的经济失衡、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及漫长的停滞。

程小农说，现在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较讳言、回避他称为“共产资本主义（commuinist capitalism）”的概念，即政治上的共产党集权和经济上的市场资本主义相结合。

《泰晤士报》曾发表英国上议院保守党议员、记者、作者和商人瑞德利（Matt Ridley）的文章，论证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他说，根据媒体报道来看，中国的“政左经右”似乎成绩不小，而西方政界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也似乎都能从中找到支持自己立场、主张的论据。但这些兴奋和言论在他看来都有误。

他认为，政治自由很重要，并不是因为它能促进经济自由、繁荣富强，而是因为它能阻止当权者对百姓施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原因并不是顶层不自由，而是因为底层很自由；只要不惹（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堪称自由放任式执政的典范。

自由市场学派的观点认为，经济自由比政治自由更宽容。

比如，经济自由允许喜欢苹果的人吃苹果，喜欢桔子的人吃桔子，皆大欢喜，而政治自由则要求大家投票表决应该都吃苹果还是都吃桔子，结果必然有一方不满。

现代社会里，在核威慑力和苹果之间有无数产品、服务和事物应该属于个人或地方选择范畴而不应由多数“民主独裁”（democratic tyranny）定夺。

瑞德利还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现实也表明政治自由逐渐侵蚀经济自由，利益团体用钱施加影响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或立法，买苹果还是桔子的选择日益政治化。

文章发表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尚未结束。

毛和市场是否兼容

会议决议公布后，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金融时报》撰文，表达他对中国今后走势的看法：毛泽东模式和市场结合能否奏效，毛泽东模式和市场是否兼容。

佐利克认为，根据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政府将继续改革，推动经济转型是无疑的，方向也令人鼓舞；“现在（中国的）改革派要问的是，双边投资协议、WTO服务竞争谈判、甚至是最终的自由贸易协议等相关谈判是否将有助于本次全会蓝图的落实。”

他说，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应该利用这些技术性谈判推动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转型。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将可看到毛泽东模式和市场结合的策略是否是内在一致的。”

被认为“左”倾的迈斯纳在总结毛泽东遗产时写道，毛留下了一份“复杂而矛盾的遗产。它的标志是毛政权取得了进步的社会经济成就与其倒退的政制特征之间的深刻矛盾。”

毛泽东在开启工业化的同时保留了斯大林官僚政治统治的基本方式，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新的正统观念与教条，镇压所有思想和政治上的不同政见者；因此，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

但是，他指出，毛主义的政治手段、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越来越不适合现代化的中国的时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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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馈

非常中肯的文章！事实证明：纯粹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促使生产力最大化，却无法阻止“资本家一窝蜂追逐最大利润”，导致最终社会经济崩溃。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证明了这是必然的结果！而纯粹的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导致生产者怠工，以致严重损害生产力；但是，它却能更平稳地计划生产，避免自由竞争经济的“过山车”式失控。两者之间的状态，应该是最佳工作点。

中国作为“实验室”，目前正在寻找折中的“社会资本主义”：即国家掌控大型国有企业，让很多中小私企的存在迫使国企不得不加入竞争（否则就死路一条）。而半计划的国企的巨大经济“分量”，如“定海神针”对经济有稳定作用。现在，只差打破国企的垄断地位，就大功告成了。<strong>千重浪, 加拿大</strong><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