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六四歷史需要時間沉澱

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發生了軍隊鎮壓公眾抗議運動的六·四事件，這一事件25年來一直是不同政治觀點衝撞的焦點。

六四事件被中國政府稱作「平暴」，被境外媒體和異見人士稱作「天安門屠殺」，25年後關於六四的歷史討論才剛剛開始。

中國的歷史學者對1989年發生的事諱莫如深。一位資深的歷史學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說，雖然25年過去了，但現在談六·四事件仍然十分敏感。另外他也指出評價當代歷史事件的難度。

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學者認為歷史需要時間沉澱，對於歷史事件信息的掌握，都需要時間。六·四事件和文革一樣，在歷史長河中沉澱時間太短，因此人們很難擺脫個人觀點和主管感受。雖然有親歷者的回憶，但對個人的真實從大層面看未必能夠全面，對於大的歷史事件的掌握尤其如此。

「天安門屠殺」

卡瑪拍攝的紀錄片《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詳細記錄了親歷者的回憶和分析，試圖從歷史視角展示1989年發生的學生抗議和鎮壓事件。紀錄片抗議學生和中共內部激進勢力佔上風最終導致 1989年學生運動以流血結束的說法，受到一些學生運動領袖和活動人士的非議。

紀錄片《天安門》中有學生領袖講述天安門廣場發生開槍屠殺的內容，還有在天安門廣場堅持到最後離開的台灣歌手侯德健對廣場發生屠殺的質疑：「需要用謊言去打擊說謊言的敵人嗎？」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當時親歷了北京學運和鎮壓。他在1989年11月12日發表文章講述北京強硬派如何決策鎮壓時說，6月4日黎明前對於北京發生的事件的敘述形形色色，很混亂，但據他在街頭的觀察，官方和國外的說法許多都不正確：例如雖然許多人被打死，但天安門廣場並沒有發生殺戮。

時間改變看法

許多六四親歷者個人的描述和看法也隨著時間推移發生變化。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認為，研究當代史的一個難點就是親歷者和見證人的看法和理解會隨著時間推移發生變化。在過去20多年中親歷者關於六四事件的不同回憶和爭論也印證了這點。

天安門學生抗議運動領袖柴玲在回顧25年前那段歷史時說，當初的改革派和民眾抗議者要求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改革，但對精神層面的需求理解不深。她認為構建民主和多元化社會需要精神方面的提升，需要更多的愛、懺悔和理解。

柴玲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說，六四鎮壓和殺戮的責任完全在中國政府和執政黨。鎮壓的直接後果是令民眾徹底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失望。在六四後人們的精神探索中，基督教已經成為精神拯救的希望。

不同時代烙印

除此之外，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特有的社會環境和流行思潮，因此不同時代的人對發生過的歷史事件的看法也難免會被打上時代的烙印。80年代初六四抗議發生時中國的經濟改革剛起步，全面物價改革及「雙軌制」以及由此滋生的「官倒」腐敗現象引發了民怨。

上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的目標和知識界的理想似乎都是以美國和西方制度為模本。當時的政論紀錄片《河殤》代表了這種反思中國傳統文明和嚮往西方所謂的「海洋文明」的思潮。六四後有中共元老指責《河殤》對六四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差不多20年後，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另一部政論系列紀錄片《大國崛起》同樣以極高的收視率受到公眾的關注和熱議。《大國崛起》把中國放在世界歷史坐標中，講述世界強權的興衰，試圖為中國崛起提供借鑒。同《河殤》的批判相比，《大國崛起》表達了對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模式和政治體制的自信。

不久央視又推出《大國崛起》的姐妹篇《復興之路》，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相呼應，試圖闡述「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邏輯。

時隔20年央視播出的不同政論片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時代變遷官方理念和公眾思潮的變化：六四前後社會思潮中主要是對「落後於西方」的「猛醒」和強烈的自我批判，20年後已經是對20年來的改革歷程的肯定，並且上溯百多年歷史，把目前的國家看作中國「自強」奮鬥歷史演進的必然結果。

去理想主義

上世紀80年代影響公眾輿論的中國學者和教授群體是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潮中受冷落的群體，當時流行「原子彈不如茶葉蛋」、「手術刀不如剃頭刀」和「窮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的說法。改善知識分子待遇就是當時廣場學生喊出的口號之一。

25年後，中國的學者和教授群體已經躋身富裕階層。知識界當中似乎已經不再有當初壓倒性的親美和親西方的共識。著名學者李澤厚認為中國知識界被金錢腐蝕，知識分子被官府收買。也有一些六四學運領導人和活動人士認為中國社會現在彌漫的虛無主義和信仰缺失主要是六四鎮壓造成。

無論是何種原因，如今已經很難想像現在哪個中共領導人或其他公眾人物去世還會引起25年前同樣激烈的公眾情緒發洩。和1976年文革末期周恩來總理去世導致前一場「天安門事件」一樣，1989年4月被罷黜的中共領導人胡耀邦去世成為民怨發洩和六四抗議運動爆發的導火線。

（責編：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