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完成了吗？那句困扰当今伊朗冲突的2003年豪言

2003年4月9日，伊拉克领袖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雕像在巴格达市中心被推倒。雕像底座上的金属铭牌被撕下，大理石基座也遭人用大铁鎚猛砸。最初是伊拉克平民试图把它拉倒，他们爬上雕像，将绳索套在雕像颈上，但无法把它拆除。最后是在美军士兵出动装甲车协助下，才终于将雕像推倒。

那一刻象征着政权更替。美国及其盟军在仅仅20天前才对伊拉克发动攻击：以猛烈的轰炸行动揭开序幕，并尝试以巡弋导弹对伊拉克领导人发动“斩首式”打击。

雕像倒下三周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站在一艘停泊在加州外海的美国航空母舰甲板上，身后悬挂着一面写着“任务完成”（Mission Accomplished）的横幅。但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那场伊拉克战争的阴影，如今仍笼罩着当前与伊朗的冲突。这场战争在伊拉克留下了深刻创伤，因为它引发了一连串事件，最终失控发展到无人预料的地步。战争造成死亡与破坏：据估计，2003年至2011年间，伊拉克有46.1万人死于与战争相关的原因，而这场战争让美国付出了3万亿美元的代价。

这场战争重塑了中东，也深刻影响了那些发动战争国家的公众对政治人物的信任。

如今，美国在该地区展开了许多人眼中的另一场“选择之战”，这一次的对象是伊拉克的邻国伊朗。两场冲突之间确实存在回声与相似之处，但也有深刻差异。这些差异揭示了自那之后世界如何改变，以及是否能避免重演伊拉克战争的失败。

动机

华盛顿入侵伊拉克有多种相互重叠的动机，其中一些在当时并未公开承认。但核心动机是希望实现政权更替。对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身边的一些人而言，1991年海湾战争留下了一种“未完成的任务”的感觉——当时萨达姆·侯赛因被逐出科威特时仍然掌权。

对布什而言，这件事也许还带有更个人的意味，因为他的父亲总统老布什（George HW Bush）曾领导那场战役，而侯赛因之后还曾策划暗杀他。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以人权为理由推动政权更替是合理的。他们希望推翻侯赛因，因为他对自己的人民施加了可怕的暴力——甚至在1980年代对库尔德族平民使用化学武器。

这也契合了19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干预主义”时代，英国在首相东尼·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下支持这一理念，并从巴尔干地区介入，以防止科索沃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流亡海外的伊拉克人也希望能为国家开创一个没有他们憎恨的政权的新未来。

此外，还有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希望重塑中东，推动民主并清除对美国敌对的独裁政权。有些人甚至说，先是巴格达，接着是德黑兰——这也提醒人们，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议程之上。

最后，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当时飞机被劫持撞向纽约双子塔、五角大厦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田野，造成2,977人死亡（不包括19名劫机者）——华盛顿的鹰派人士希望恢复美国的威慑力，向世界展示它能做什么。

基地组织在9·11对美国发动的袭击改变了人们对破坏规模的认知。人们开始意识到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遭受多大的打击。不久之后，伊拉克便被提上议程的最前列，尽管它与这些袭击并无关联。

2001年末，美国成功将塔利班赶出阿富汗政权，作为对几个月前袭击的回应——这也提升了华盛顿对自身能力的信心。

但最终，战争的正当性围绕着另一件事——伊拉克据称拥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能力，包括核武、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以及导弹。对英美公众而言，强调这些威胁是最容易建立对军事行动支持的方法。在国际上，伊拉克未遵守联合国关于其武器问题的决议，也成为寻求合法性的理由之一。

然而，武器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当时中央情报局伊拉克行动小组负责人路易斯·鲁埃达（Luis Rueda）后来对我说：“就算萨达姆·侯赛因只有一条橡皮筋和一枚回形针，我们也会入侵伊拉克。我们会说：‘哦，他会把你的眼睛弄瞎。把他干掉吧。’”

为何攻击伊朗

如今对伊朗的攻击似乎也源自多重复杂动机的交织——削弱其军事力量、防止其取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推动政权更替以建立一个更顺从的国家，以及支持那些遭受政权暴力对待的人民——特朗普政府的成员都曾提到过这些理由。

在很多方面，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启动了一个过程，使华盛顿重新评估对伊朗可以采取的行动。随着以色列的风险计算改变，它开始攻击伊朗及其代理人，这也为华盛顿采取行动打开了道路。

但这一次在美国内部，几乎没有尝试公开协调这些彼此矛盾的行动动机。事实上，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本人似乎经常在不同立场之间摇摆，取决于他在哪一天发言，以及对谁说话。

他也没有像伊拉克战争前那样试图向美国公众推销战争——那个过程当时持续了数月。同样也没有试图透过联合国寻求国际合法性。2003年时，人们还反复讨论哪些国家可能支持军事行动。

这一次，联合国和国际法对决策者而言似乎已无关紧要。这一切都说明世界已经不同——旧的国际秩序几乎崩溃，而一位变幻莫测的总统也不觉得有必要整合各种动机，并提供一套连贯的理由。

英国与盟友的角色

2003年，美国是与盟友一起发动战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英国首相东尼·布莱尔在战前与布殊并肩而立，他在2002年夏天写给布殊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著名地表示，“无论如何”他都会与美国站在一起。他的信念——在最近谈到伊朗问题时也再次表达——是英国需要透过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来最大化对其政策的影响力。

“我担任首相时，无论是在克林顿总统还是布什总统任内，都毫无疑问美国总统第一个打电话的是谁——那就是英国首相。”他在接受我针对纪念入侵伊拉克20周年时的采访中说。

但即使是最接近他的人，也对布莱尔展现的承诺程度感到担忧。他当时的外交大臣积克·斯特劳（Jack Straw）后来对我说，那封“无论如何”的信“不是一个好主意”。

批评者也质疑布莱尔当年究竟换回了多少影响力。他说服华盛顿先走寻求联合国批准的路线，但美方对此并不积极，最终也没有成功。

当有机会退出时，布莱尔仍然拒绝了，表示他相信这场战争。“作为当时的首相，你必须作出这些判断，”他在2003年对我说。“他们提出让我退出，是因为同情我当时面临的政治困境，但……那会对双方关系造成重大影响。”

事实上，他为此付出的政治代价非常沉重，尤其是在他用来支持战争理由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最终被证实不存在之后。这不仅伤害了他，也更广泛地削弱了人们对官方说法的信任。“它破坏了公众生活的信任，”前外交大臣斯特劳（Jack Straw）回忆说，“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处理伊拉克问题也耗尽了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并玷污了他的政治遗产，重塑了美国政治。奥巴马总统上任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再次介入类似的军事行动。而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总统也曾表达过同样的想法。

但这一次，美国是与以色列合作，而不是与英国或其他盟友一起攻击伊朗。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选择与华盛顿保持距离，在最初打击行动时拒绝借出英国基地，但之后又改变立场，允许其用于“防御性”用途。

这或许既反映了工党对伊拉克战争仍记忆犹新的伤痕，也反映了对于自己究竟能对特朗普施加多少影响力的现实评估。

更深层的问题是，英美两国是否开始逐渐走向不同方向。负责安全与情报合作的官员仍表示两国关系密切，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密切关系某种程度上只是惯性使然，因为美国正逐渐转向另一种安全姿态，甚至积极削弱英国长期投入的旧有国际秩序。过去的英国首相有时也会与华盛顿的战争保持距离——例如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在越战期间——但如今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

接下来会怎样？

伊拉克战争最明显的影响之一，是华盛顿领导人如今极力强调当前冲突与当年不同。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明确表示，伊朗不同于伊拉克，不会变成一场“永远的战争”。

其中一个差异是，这一次美国谈到政权更替，但迄今为止并未像2003年那样派遣地面部队来实现这一目标。2003年美国大约部署了15万名士兵，迅速而有效地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他在最初的斩首式打击中逃过一劫，但后来被捕）。

明确希望避免像伊拉克那样大规模派兵，限制了可行选项——仅靠空中力量推动政权更替要困难得多，除非与地面上的某种叛乱力量结盟。

目前有人谈到向库德人提供武器，让他们与伊朗政府作战。他们在2003年确实发挥过作用，但那是在美国及其盟友更庞大军队的配合之下。

2003年初期胜利之后，因为叛乱和内战爆发，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占领时期。美国不希望再次陷入这样的局面，但问题在于如果目标过于宏大，在没有更深层承诺的情况下可能难以实现——特别是如果它真的想要政权更替，而不是仅仅削弱伊朗军力，或在同一政权下更换领导人（如委内瑞拉那样）。

然而，当年与现在的一个重要相似之处，似乎是对战后局势缺乏规划。这也与实际目标不清有关。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对未来的不同愿景从未得到解决，也没有为军事行动结束后的时期制定有效计画。

“错误在于试图替伊拉克人建立一个新政府，”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20年后对我说。“我们应该对伊拉克人说：‘恭喜——自己组建政府吧。这里有一本《联邦党人文集》的副本。祝你好运。’”这与那些支持在中东推广民主、并希望先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制度的人形成了对比。

如今的伊拉克状况比战后初期好得多，许多人也乐于看到萨达姆下台。但正如一些人曾声称的那样，民主并没有在战后席卷中东。相反，入侵行动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反而是伊朗——它的主要对手被消除，使其得以在战后多年中将影响力扩展到伊拉克及其他地区。这场战争也增加了英国及更广泛西方地区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战争的结果往往并不如人们所预期或希望的那样。

没有连贯的计划

伊拉克与伊朗是截然不同的国家，但能否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到目前为止，几乎看不到美国对伊朗未来的愿景，或其希望实现何种结果的连贯计划。这一次，即兴决策似乎本身就是一种策略——因为它让特朗普总统可以在不同时刻选择不同的胜利叙事，然后继续前进，创造属于自己的“任务完成”时刻。

他可以简单地说，削弱伊朗的导弹与海军能力已经足够，而政权更替始终应该由伊朗人民自己决定（即使他在某些时候曾表示希望看到这种结果）。这样的结果将使一个受损但充满怨恨的伊朗政权继续掌权，情况更接近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时萨达姆被逐出科威特，但仍然控制巴格达。随后出现的是多年紧张关系、偶尔的轰炸、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发展的恐惧，以及最终在2003年爆发的另一场战争。

伊拉克战争的一个教训是，在战争中摧毁一个国家，比在战后重建一个国家要容易得多。而伊朗国家的某些部分现在确实正在被破坏。这场战争也迫使美国的盟友——包括英国，尤其是曾遭伊朗攻击的海湾国家——重新思考自己的安全究竟有多稳固。

而对于发动战争的领导人而言，国内政治后果同样可能难以预料，尤其是对特朗普总统来说——随着经济冲击以他似乎未曾预料的方式扩散，情势可能变得更加复杂。

其中一个可能的启示是：在着手进行军事干预时，保持谦逊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战争本质上充满变数，其结局及遗留影响往往会持续回荡数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