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約2016：與難民一起看奧運

這本來不是屬於他們的比賽。在若昂·阿維蘭熱奧林匹克體育場（Estádio Olímpico João Havelange）西南面看台的一角，一群沒有身穿球衣的觀眾在阿根廷與阿爾及利亞之間的男足小組賽中，快樂地享受著他們人生當中難得的派對。

「阿爾—及—利亞！阿爾—及—利亞！」其中一個留著爆炸頭的女生在大笑著高聲呼喊。瑪麗婭馬·巴（Mariama Bah）其實來自岡比亞。她說因為自己來自非洲，所以在這場比賽站在了阿爾及利亞一邊。

但其他時候，瑪麗婭馬並不那麼懷念非洲的家鄉。「我是個娃娃新娘——曾經是，」她說。

九歲那年，她被家人「安排」給了一個丈夫，她被迫終止上學，在14歲的時候已經生下了一個女兒。據她說，這在她出生的岡比亞富拉族地區是平常的事情——在那裏，人們不認為女性有需要接受更多教育，「如果你到了13或15歲，成為母親是所有人都期待的事情」。

但是性格外向的瑪麗婭馬總是希望進入學校上學。於是在停學數年被迫為人妻之後，她極力抗爭之下離了婚，在被族內人稱為「娼妓」多年後，她在去年來到了巴西申請避難。她在非政府組織「Caritas RJ」的幫助下，被認可為難民。現在，她又和來自八個不同國家、和她一樣已經被認可為難民或正在等待批准的避難者一起，在慈善機構的幫助下第一次進入了里約奧運會場館觀看比賽。

「這體驗太棒了，」她說，「沒有想到在巴西會有這一天。」

「全世界在近一年多的時間裏已經非常多地關注到難民問題，」這次負責帶這十幾個人來現場的Caritas工作人員迪奧戈·菲力克斯（Diogo Felix）說。他表示，奧運會是又一個機會，讓人們看到難民狀況的真實面目。

「它會讓世界看到，我們這裏（巴西）也是有難民的。它距離當今世界大部分的戰爭和衝突地區不太近，但人們也會來這裏。」

確實，沒有什麼比奧運會更能給一個城市和一個國家提供絕好的全球公關契機，對於目前全世界超過6300萬的難民來說也同樣如此。在開幕式上，第一次在奧運會出現的難民代表隊以五環旗為標記進場時，那是全場最沒有分歧和爭議的瞬間。不同種族和膚色的觀眾和官員都一致起立為他們歡呼鼓掌。

之後那天，難民代表隊中受到最多注視的尤絲拉·馬爾迪尼（Yusra Mardini）在女子100米蝶泳預賽中贏得小組第一。在逃離敘利亞、經土耳其前往希臘途中，由於小船灌入海水，她曾經和姐姐一起跳入海中推船三個小時到達陸地，拯救了船上的人。雖然她的預賽成績不足以晉級下一輪，但是媒體報道都形容她「改變了全世界人民對難民的看法」。

在巴西，迪奧戈所在的組織從1970年代起就開始進行協助難民的行動。當時聯合國難民署（UNHCR）剛剛進駐這個國家，但在這裏尚未有國際組織的地位。巴西在1997年通過《難民法案》，正式在法律上承認難民在巴西的地位。

迪奧戈告訴我說，巴西對待難民的態度未必一定比歐洲更開放。他表示，巴西目前有大約將近1.4萬難民，其中里約有近8000人，對於當今世界的難民問題而言，實在是杯水車薪。而巴西的難民法規雖然被認為是南美洲的典範（比如，難民可以馬上獲得工作許可），也曾在聯合國最適合安置難民的國家排行中位列第四（前三位分別是德國、瑞典和美國），但是除此之外，政府的支持很有限。

「一方面，我們有好的立法，」迪奧戈說，「另一方面政府卻不給予幫助，於是要依賴非政府組織。里約沒有難民避難所，我們要和教堂一類的地方合作，來安置他們。」

巴西的經濟衰退當然也沒起什麼好作用。迪奧戈表示，他們曾經會在政府那裏得到少量資金援助，給每個新到巴西的家庭每月100美元左右的資助，但從今年1月開始，這點微薄的支持也斷絕了，他們需要找新的財政來源。

「去年12月，我們可以用這些錢幫助110個家庭，」迪奧戈說，「到6月，我們只能幫得了13個。」

但與此同時，巴西又是一個性情慷慨的國家，有著如此根深蒂固的種族混雜交往的文化。《紐約時報》專欄作者羅傑·科恩（Roger Cohen）寫道：「額外設立難民代表團的做法發生在里約這樣一個種族混合與開放的社會，感覺很對。」

「當他們（難民）來到這裏之後，大多數人會非常歡迎他們，」迪奧戈說，大多數的難民可以和巴西本國人完全相融。

他指了指他瑪麗婭馬和她周圍的一群人：「你看他們的樣子，你可以把他們當成是巴西人。這對他們很好，可能這一點，巴西和歐洲不太一樣。」

瑪麗婭馬也表示，她感覺自己融入了這裏，尤其是當她看到難民代表隊在里約奧運會出現的時候。「我感覺這對全世界難民來說是巨大的改變，」她說，「人們對難民有種污名，或許他們不想理解，但是看到他們（難民代表隊）之後，我感覺自己也被接納了。」

她特別提到難民代表隊中的兩名原籍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柔道運動員約蘭德·布卡薩·馬比卡（Yolande Bukasa Mabika）和波波勒·米森加（Popole Misenga）。「我感覺他們也代表了我，」瑪麗婭馬說，「他們來自剛果，但我覺得自己也是他們當中的一員。這真是向前踏了一大步。」阿爾及利亞隊打進阿根廷隊一球，將比分扳成了1-1，瑪麗婭馬高聲調的尖叫立刻融進了現場的聲浪之中。

迪奧戈說，馬比卡和米森加當初也和瑪麗婭馬一樣，通過他們這個組織的幫助在巴西取得了難民身份。兩名柔道選手在2013年借里約柔道世錦賽的機會逃出了民主剛果的代表團，在里約的街頭隨機尋找皮膚像他們一樣黑的路人，上前詢問如何找到幫助尋求避難。

「他們當時就穿著代表團制服，以及像這樣的通行證，」迪奧戈比劃了一下我胸前的場館記者證，「他們的故事是他們受到了剛果柔道代表團的虐待。如果他們輸了，會被關在籠子裏好幾天，沒有水和食物。」

申請避難的過程可以很長，因為每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馬比卡和米森加在2014年9月得到巴西國家難民委員會（Brazilian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fugees）的確認成為難民，Caritas也在那一年向聯合國難民署推薦了他們，最終成為里約奧運難民代表隊成員。

米森加在里約奧運開幕前的難民代表隊記者會上流淚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當被問到想對仍身在民主剛果的兩個弟弟說什麼時，米森加哽咽著嗓子用葡萄牙語說：「我在巴西，要參加奧運會了。如果你們在電視上看見了我，我想說，希望有一天我會為你們買到門票，讓你們也能來奧運會。」

「我們期待奧運會能展示難民的另一面——人性的一面，」迪奧戈說，「他們和我們是一樣的人：他們有夢想、有才華、有技藝，是普通的人，只不過是經歷了一些苦難。

里約奧運從籌備至今有各種令人警惕和質疑的地方：經濟危機、政治腐敗、污染、禁藥罵戰、綠色池水——但至少在開幕式和難民代表隊這件事情上，人們感受到了里約極力營造的歡樂和希望。只不過在說到開幕式令人忘記巴西所面對的困局和陰霾時，所有的媒體報道都用上了「暫時」的字眼——就像巴西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一樣，難民問題當然不可能因為一屆奧運會的呼喚而解決，而人們更擔心，世界只在奧運會上才會關注難民問題。

在球場耀眼的白光燈遮蓋下，卡利德·法雷斯（Khaled Fares）仍然能清楚地指出球場對角的另一邊看台上懸掛著的敘利亞國旗，還有巴勒斯坦、伊拉克……他一邊用手指著，一邊在跟我說他從書上讀到過的歷史。

他知道奧運會曾經在一戰和二戰期間停辦過三屆（一戰時的1916年和二戰時的1940、1944年奧運會）。而對於這個兩年前來到巴西的敘利亞人來說，當下的世界「還是在打仗」。

「這已經是2016年了，」法雷斯說，「我們有那麼多的科技和文明，但是在我的國家，孩子們還是在持續死去。」

他在巴西駐大馬士革的使館關閉前一個月前去求助，經過20天的行程抵達黎巴嫩貝魯特，輾轉來到了巴西，和他一起前去使館求助的哥哥，則去了德國。

來到宗教、文化都完全不一樣的巴西對作為穆斯林的他來說是全方位的新環境。他在敘利亞是牙醫科學生，來到巴西暫時只能通過賣食品為生。但他表示，巴西給了他支持，而奧運會的舉行更令他振奮。在奧林匹克球場的這天晚上，他有時候會披上一面巴西國旗，像一個普通的球迷一樣歡呼。

「每一個人都會記得這屆奧運會，記得世界有這樣的問題，」他說，「對於奧運來說，體育就是一切，這是我們所有人都熱愛的事情。」

法雷斯在弗拉門戈區有一幫同樣是難民的朋友，每周還會聚在一起踢足球。他說，來到巴西的生活，令他稍稍不像過去那樣一直回想自己在敘利亞面對的艱難。

巴西可能是其中一個對敘利亞難民最包容的國家。據《紐約時報》報道，自2013年至今，巴西國家難民委員會目前承認的敘利亞難民大約有2300人，此外還給大約6400名敘利亞人批准了人道主義簽證，政府指該數字還會大幅上升。

和對難民態度兩極分化的美國不同，同樣作為移民國家的巴西對於敘利亞難民的進入大多表現出歡迎。里約奧運會開幕之前，一名12歲的敘利亞難民哈南·達卡（Hanan Dacka）在巴西利亞參與了奧林匹克火炬傳遞。

不過，法雷斯沒有忘記，像他這樣能夠成功受到保護遠離戰爭的結果遠非必然。而且他表示，他還想有一天能回到敘利亞：「如果我的國家的問題明天能夠解決，我明天就想回去。」

「但是，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他說。

除了歐洲和中東之外，進入巴西更主要的避難者來自於南美洲鄰國。迪奧戈說，在2016年，經濟崩盤的委內瑞拉是最多難民進入巴西的國家。與中東的戰爭不同，鄰國的避難者主要是由於國內政治和經濟因素而逃離。

萊昂納多·魯吉（Leonardo Ruge）來自哥倫比亞。他說在他的國家，沒有人談論「難民」，因為大多數人沒能越出國境，只能算是「國內流離失所人士」（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簡稱IDP）。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報告，至2015年底，哥倫比亞國內的IDP人數接近600萬，這個數字可能僅次於敘利亞。

由於該國右翼凖軍事武裝和左派革命武裝力量－人民軍（FARC）的衝突。萊昂納多在2015年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開著一輛綠色的奇瑞汽車從哥倫比亞出發，歷經厄瓜多爾、秘魯、玻利維亞，在去年11月進入巴西。他一家人還在等待被確認為難民。

「我們想要新生活，要自由，」他借著迪奧戈的翻譯告訴我說。

他是個藝術家，在哥倫比亞國內原本屬於中產階層。他希望通過參與藝術創作來向哥倫比亞國內的青年表明，武器和毒品不是他們僅有選擇，人生還可以有更多追求。

同時，因為他還參與對政府發出批評意見的社區工作，以及繪畫、音樂等常常被極右政府視為左翼，他不得不離開原來的地方。

「我們原本的生活很好，要忽然離開，很困難，要放棄原來的一切，」萊昂納多說，「這種經歷告訴了我很多，讓我明白，物質上的東西不如人的精神重要。」

來到巴西後，他依然試著通過畫畫賺錢；不同的只是以往他在哥倫比亞有固定的畫室和作坊，在巴西，他要在街上賣。在巴西的某個藝術空間，他還用自己開來巴西的小汽車以及沿途行裝臨時地改造成了一個裝置藝術。

這樣的生活有沒有令他覺得與以往相比有所改變？

「我不知道生活有沒有不同，但我們肯定是不同了，」他說，他們一家現在變成了更注重精神而不是物質的人。「我們在這裏要快樂得多。」

最近的一次快樂體驗同樣是來自奧運會開幕式。他們當時在馬畦廣場（Praça Mauá）的露天大屏幕前觀看，他原本並不知道將會有難民代表團的出現。「當他們看到那一幕時，就歡呼起來了，」迪奧戈說著，萊昂納多在一旁邊舉起雙臂作出了他當時整個人跳起來的姿態。

當我將他們那天晚上的照片分享給身在中國的朋友看時，人們都說他們不像難民。或許在那個晚上，他們都已經拋開以往經歷的艱難，享受奧林匹克片刻的理想世界。

現在，26歲的瑪麗亞馬在巴西一個成人教育項目中繼續上學。她說她這輩子最想做的是醫生，但無論這個夢想是否可以成真，她至少希望，那個被她遺棄在岡比亞的女兒日後不需要再經歷她所經歷過的事情。

來到巴西之後，她現在還會對這裏的教育系統提出批評，但也承認，是在新國度接受的教育，令她感到有表達自己意願的權利。

「如果我能讓世界給我5分鐘的時間，我會有故事要講，」她對著我的錄音筆說，「我來自很遠的地方，一個你能數得出有幾間屋子的鄉村，一個女人逃離了那裏的一切……」

在奧林匹克體育場的看台上，她有遠遠不止5分鐘的時間盡情呼喊。主場的巴西球迷也加入到了為數不多的阿爾及利亞人的吶喊當中，高唱著貶損阿根廷的口號。在這個國家的足球場，一切反對阿根廷的呼聲都似乎會受到歡迎；但在另一些時候，巴西球迷和阿根廷球迷也會少有地喊著同樣的口號

「特梅爾下台！特梅爾下台！」巴西人喊出這句話之後，身披藍白色的阿根廷人也隨聲呼應。瑪麗婭馬也不失時間地跟著大喊。

這些話對她來說沒有特別的意義，但是在這天晚上的球場內，能毫不顧忌地大聲喊出每一個字，感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