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2016：与难民一起看奥运

这本来不是属于他们的比赛。在若昂·阿维兰热奥林匹克体育场（Estádio Olímpico João Havelange）西南面看台的一角，一群没有身穿球衣的观众在阿根廷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男足小组赛中，快乐地享受着他们人生当中难得的派对。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其中一个留着爆炸头的女生在大笑着高声呼喊。玛丽娅马·巴（Mariama Bah）其实来自冈比亚。她说因为自己来自非洲，所以在这场比赛站在了阿尔及利亚一边。

但其他时候，玛丽娅马并不那么怀念非洲的家乡。“我是个娃娃新娘——曾经是，”她说。

九岁那年，她被家人“安排”给了一个丈夫，她被迫终止上学，在14岁的时候已经生下了一个女儿。据她说，这在她出生的冈比亚富拉族地区是平常的事情——在那里，人们不认为女性有需要接受更多教育，“如果你到了13或15岁，成为母亲是所有人都期待的事情”。

但是性格外向的玛丽娅马总是希望进入学校上学。于是在停学数年被迫为人妻之后，她极力抗争之下离了婚，在被族内人称为“娼妓”多年后，她在去年来到了巴西申请避难。她在非政府组织“Caritas RJ”的帮助下，被认可为难民。现在，她又和来自八个不同国家、和她一样已经被认可为难民或正在等待批准的避难者一起，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第一次进入了里约奥运会场馆观看比赛。

“这体验太棒了，”她说，“没有想到在巴西会有这一天。”

“全世界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非常多地关注到难民问题，”这次负责带这十几个人来现场的Caritas工作人员迪奥戈·菲力克斯（Diogo Felix）说。他表示，奥运会是又一个机会，让人们看到难民状况的真实面目。

“它会让世界看到，我们这里（巴西）也是有难民的。它距离当今世界大部分的战争和冲突地区不太近，但人们也会来这里。”

确实，没有什么比奥运会更能给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提供绝好的全球公关契机，对于目前全世界超过6300万的难民来说也同样如此。在开幕式上，第一次在奥运会出现的难民代表队以五环旗为标记进场时，那是全场最没有分歧和争议的瞬间。不同种族和肤色的观众和官员都一致起立为他们欢呼鼓掌。

之后那天，难民代表队中受到最多注视的尤丝拉·马尔迪尼（Yusra Mardini）在女子100米蝶泳预赛中赢得小组第一。在逃离叙利亚、经土耳其前往希腊途中，由于小船灌入海水，她曾经和姐姐一起跳入海中推船三个小时到达陆地，拯救了船上的人。虽然她的预赛成绩不足以晋级下一轮，但是媒体报道都形容她“改变了全世界人民对难民的看法”。

在巴西，迪奥戈所在的组织从1970年代起就开始进行协助难民的行动。当时联合国难民署（UNHCR）刚刚进驻这个国家，但在这里尚未有国际组织的地位。巴西在1997年通过《难民法案》，正式在法律上承认难民在巴西的地位。

迪奥戈告诉我说，巴西对待难民的态度未必一定比欧洲更开放。他表示，巴西目前有大约将近1.4万难民，其中里约有近8000人，对于当今世界的难民问题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而巴西的难民法规虽然被认为是南美洲的典范（比如，难民可以马上获得工作许可），也曾在联合国最适合安置难民的国家排行中位列第四（前三位分别是德国、瑞典和美国），但是除此之外，政府的支持很有限。

“一方面，我们有好的立法，”迪奥戈说，“另一方面政府却不给予帮助，于是要依赖非政府组织。里约没有难民避难所，我们要和教堂一类的地方合作，来安置他们。”

巴西的经济衰退当然也没起什么好作用。迪奥戈表示，他们曾经会在政府那里得到少量资金援助，给每个新到巴西的家庭每月100美元左右的资助，但从今年1月开始，这点微薄的支持也断绝了，他们需要找新的财政来源。

“去年12月，我们可以用这些钱帮助110个家庭，”迪奥戈说，“到6月，我们只能帮得了13个。”

但与此同时，巴西又是一个性情慷慨的国家，有着如此根深蒂固的种族混杂交往的文化。《纽约时报》专栏作者罗杰·科恩（Roger Cohen）写道：“额外设立难民代表团的做法发生在里约这样一个种族混合与开放的社会，感觉很对。”

“当他们（难民）来到这里之后，大多数人会非常欢迎他们，”迪奥戈说，大多数的难民可以和巴西本国人完全相融。

他指了指他玛丽娅马和她周围的一群人：“你看他们的样子，你可以把他们当成是巴西人。这对他们很好，可能这一点，巴西和欧洲不太一样。”

玛丽娅马也表示，她感觉自己融入了这里，尤其是当她看到难民代表队在里约奥运会出现的时候。“我感觉这对全世界难民来说是巨大的改变，”她说，“人们对难民有种污名，或许他们不想理解，但是看到他们（难民代表队）之后，我感觉自己也被接纳了。”

她特别提到难民代表队中的两名原籍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柔道运动员约兰德·布卡萨·马比卡（Yolande Bukasa Mabika）和波波勒·米森加（Popole Misenga）。“我感觉他们也代表了我，”玛丽娅马说，“他们来自刚果，但我觉得自己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真是向前踏了一大步。”阿尔及利亚队打进阿根廷队一球，将比分扳成了1-1，玛丽娅马高声调的尖叫立刻融进了现场的声浪之中。

迪奥戈说，马比卡和米森加当初也和玛丽娅马一样，通过他们这个组织的帮助在巴西取得了难民身份。两名柔道选手在2013年借里约柔道世锦赛的机会逃出了民主刚果的代表团，在里约的街头随机寻找皮肤像他们一样黑的路人，上前询问如何找到帮助寻求避难。

“他们当时就穿着代表团制服，以及像这样的通行证，”迪奥戈比划了一下我胸前的场馆记者证，“他们的故事是他们受到了刚果柔道代表团的虐待。如果他们输了，会被关在笼子里好几天，没有水和食物。”

申请避难的过程可以很长，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马比卡和米森加在2014年9月得到巴西国家难民委员会（Brazilian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fugees）的确认成为难民，Caritas也在那一年向联合国难民署推荐了他们，最终成为里约奥运难民代表队成员。

米森加在里约奥运开幕前的难民代表队记者会上流泪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当被问到想对仍身在民主刚果的两个弟弟说什么时，米森加哽咽着嗓子用葡萄牙语说：“我在巴西，要参加奥运会了。如果你们在电视上看见了我，我想说，希望有一天我会为你们买到门票，让你们也能来奥运会。”

“我们期待奥运会能展示难民的另一面——人性的一面，”迪奥戈说，“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他们有梦想、有才华、有技艺，是普通的人，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些苦难。

里约奥运从筹备至今有各种令人警惕和质疑的地方：经济危机、政治腐败、污染、禁药骂战、绿色池水——但至少在开幕式和难民代表队这件事情上，人们感受到了里约极力营造的欢乐和希望。只不过在说到开幕式令人忘记巴西所面对的困局和阴霾时，所有的媒体报道都用上了“暂时”的字眼——就像巴西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一样，难民问题当然不可能因为一届奥运会的呼唤而解决，而人们更担心，世界只在奥运会上才会关注难民问题。

在球场耀眼的白光灯遮盖下，卡利德·法雷斯（Khaled Fares）仍然能清楚地指出球场对角的另一边看台上悬挂着的叙利亚国旗，还有巴勒斯坦、伊拉克……他一边用手指着，一边在跟我说他从书上读到过的历史。

他知道奥运会曾经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停办过三届（一战时的1916年和二战时的1940、1944年奥运会）。而对于这个两年前来到巴西的叙利亚人来说，当下的世界“还是在打仗”。

“这已经是2016年了，”法雷斯说，“我们有那么多的科技和文明，但是在我的国家，孩子们还是在持续死去。”

他在巴西驻大马士革的使馆关闭前一个月前去求助，经过20天的行程抵达黎巴嫩贝鲁特，辗转来到了巴西，和他一起前去使馆求助的哥哥，则去了德国。

来到宗教、文化都完全不一样的巴西对作为穆斯林的他来说是全方位的新环境。他在叙利亚是牙医科学生，来到巴西暂时只能通过卖食品为生。但他表示，巴西给了他支持，而奥运会的举行更令他振奋。在奥林匹克球场的这天晚上，他有时候会披上一面巴西国旗，像一个普通的球迷一样欢呼。

“每一个人都会记得这届奥运会，记得世界有这样的问题，”他说，“对于奥运来说，体育就是一切，这是我们所有人都热爱的事情。”

法雷斯在弗拉门戈区有一帮同样是难民的朋友，每周还会聚在一起踢足球。他说，来到巴西的生活，令他稍稍不像过去那样一直回想自己在叙利亚面对的艰难。

巴西可能是其中一个对叙利亚难民最包容的国家。据《纽约时报》报道，自2013年至今，巴西国家难民委员会目前承认的叙利亚难民大约有2300人，此外还给大约6400名叙利亚人批准了人道主义签证，政府指该数字还会大幅上升。

和对难民态度两极分化的美国不同，同样作为移民国家的巴西对于叙利亚难民的进入大多表现出欢迎。里约奥运会开幕之前，一名12岁的叙利亚难民哈南·达卡（Hanan Dacka）在巴西利亚参与了奥林匹克火炬传递。

不过，法雷斯没有忘记，像他这样能够成功受到保护远离战争的结果远非必然。而且他表示，他还想有一天能回到叙利亚：“如果我的国家的问题明天能够解决，我明天就想回去。”

“但是，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他说。

除了欧洲和中东之外，进入巴西更主要的避难者来自于南美洲邻国。迪奥戈说，在2016年，经济崩盘的委内瑞拉是最多难民进入巴西的国家。与中东的战争不同，邻国的避难者主要是由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而逃离。

莱昂纳多·鲁吉（Leonardo Ruge）来自哥伦比亚。他说在他的国家，没有人谈论“难民”，因为大多数人没能越出国境，只能算是“国内流离失所人士”（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简称IDP）。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报告，至2015年底，哥伦比亚国内的IDP人数接近600万，这个数字可能仅次于叙利亚。

由于该国右翼准军事武装和左派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FARC）的冲突。莱昂纳多在2015年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开着一辆绿色的奇瑞汽车从哥伦比亚出发，历经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在去年11月进入巴西。他一家人还在等待被确认为难民。

“我们想要新生活，要自由，”他借着迪奥戈的翻译告诉我说。

他是个艺术家，在哥伦比亚国内原本属于中产阶层。他希望通过参与艺术创作来向哥伦比亚国内的青年表明，武器和毒品不是他们仅有选择，人生还可以有更多追求。

同时，因为他还参与对政府发出批评意见的社区工作，以及绘画、音乐等常常被极右政府视为左翼，他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地方。

“我们原本的生活很好，要忽然离开，很困难，要放弃原来的一切，”莱昂纳多说，“这种经历告诉了我很多，让我明白，物质上的东西不如人的精神重要。”

来到巴西后，他依然试着通过画画赚钱；不同的只是以往他在哥伦比亚有固定的画室和作坊，在巴西，他要在街上卖。在巴西的某个艺术空间，他还用自己开来巴西的小汽车以及沿途行装临时地改造成了一个装置艺术。

这样的生活有没有令他觉得与以往相比有所改变？

“我不知道生活有没有不同，但我们肯定是不同了，”他说，他们一家现在变成了更注重精神而不是物质的人。“我们在这里要快乐得多。”

最近的一次快乐体验同样是来自奥运会开幕式。他们当时在马畦广场（Praça Mauá）的露天大屏幕前观看，他原本并不知道将会有难民代表团的出现。“当他们看到那一幕时，就欢呼起来了，”迪奥戈说着，莱昂纳多在一旁边举起双臂作出了他当时整个人跳起来的姿态。

当我将他们那天晚上的照片分享给身在中国的朋友看时，人们都说他们不像难民。或许在那个晚上，他们都已经抛开以往经历的艰难，享受奥林匹克片刻的理想世界。

现在，26岁的玛丽亚马在巴西一个成人教育项目中继续上学。她说她这辈子最想做的是医生，但无论这个梦想是否可以成真，她至少希望，那个被她遗弃在冈比亚的女儿日后不需要再经历她所经历过的事情。

来到巴西之后，她现在还会对这里的教育系统提出批评，但也承认，是在新国度接受的教育，令她感到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

“如果我能让世界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会有故事要讲，”她对着我的录音笔说，“我来自很远的地方，一个你能数得出有几间屋子的乡村，一个女人逃离了那里的一切……”

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的看台上，她有远远不止5分钟的时间尽情呼喊。主场的巴西球迷也加入到了为数不多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呐喊当中，高唱着贬损阿根廷的口号。在这个国家的足球场，一切反对阿根廷的呼声都似乎会受到欢迎；但在另一些时候，巴西球迷和阿根廷球迷也会少有地喊着同样的口号

“特梅尔下台！特梅尔下台！”巴西人喊出这句话之后，身披蓝白色的阿根廷人也随声呼应。玛丽娅马也不失时间地跟着大喊。

这些话对她来说没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在这天晚上的球场内，能毫不顾忌地大声喊出每一个字，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