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級新區「稀罕」變尋常？

自1992年浦東新區設立後，22年間中國的國家級新區已經有11個，僅2014年頭10個月就突增5個，中國媒體引述圈內人士預計，年底前再增一、二也不無可能，而已經遞交審批的申請數量更是眾多。

上海浦東之後，「老二」天津濱海新區今年慶祝其誕生20週年。

新區到底有什麼魅力使各地方政府趨之若鶩、激烈競爭？「物」已不「稀」，是否也就不再「貴」？新區之「新」，是否將變成常態、傳統？

國家級新區並無學術專業定義。一般理解為經國務院批准成立設立的新建城區，其發展目標和定位由國務院定奪、批准，區內統一規劃，享受中央給與的開放和優惠政策，在行政序列中位列副部（省）級，區內鼓勵各項制度改革和創新。

魅力

普遍認為，國家級新區的魅力主要體現在「國家級」這三個字上。

《經濟觀察報》曾引述《國家級新區比較研究》一書作者曹雲說，那是「一項特殊管理權」。各地競相申報成立國家級新區，爭的主要是新區被賦予的「副省級以上管理權限，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打破傳統行政區劃壁壘」。

這種政策上寬鬆、財稅支持、土地政策優惠、費用補貼等，使得新區得以不受傳統行政體制弊端的束縛，迅速發展，也可能帶動周邊地區。

不過，在跨兩、三個行政區的國家級新區，具體操作中仍有副省級新區管理委員會力不從心之處。

以天津濱海新區的經歷為例，2009年升格為國家級後完成區劃調整，把塘沽區、漢沽區、大港區併入新區，整合了經濟和行政管理權限。

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周立群認為，濱海新區幫助天津擺脫了長期存在的產業結構老化問題，完成了產業轉移，新區GDP年均增長超過20%，天津也超過10%，傲視同儕。

同時，新區開發模式中一些經過試驗的行政制度，也在這20多年裏先後被採納到更高級別、更大範圍的行政改革中，比如公務員體制改革、簡化辦事流程等。

新不「新」?

不過，也正是由於這種作為試點的階段性，使得國家級新區的政策優勢自然會隨著時間推移和數量增多而降低。

一個較普遍的說法是新區的政策優勢「含金量」在不斷降低。

中國學者張延龍最近在《經濟觀察報》撰文指出，一方面中國經濟從高增長期轉入「新常態」，以高效和速度為目標的「特殊」體制設計優越性很變得模糊；另一方面，行政體制改革的推進，使得這些「新區」在制度和做法上的很多「新」意不再，日益成為常態。

而已經設立的國家級新區的問題也隨著時間推移而日益明顯。

有學者認為，沿用開發區模式來建城市新區，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與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名目繁多的各種「區」相比，比如高新技術開發區、工業園區、經濟開發區、自貿試驗區等相比，城市新區的內涵更豐富，不僅包括產業，也包括城市的興建。

《上海觀察》網日前發表署名陳憲的文章指出，把新區當成開發區來建，造成了相當一部分國家級新區出現產業化和城鎮化脫節，盲目建設，產業和城市建設不融合等。

產、城脫節

他認為，開發區賴以立身和發展的「外部資源+特殊政策+異地市場」要素組合，對于城市新區來說太窄太偏，因為新區必須擔當起所在區域的經濟中心和發展引擎角色，而以開發區模式建新區，則容易變成脫離周邊地區的孤島、空城或鬼城。

而且，「通過政府行政手段直接或間接安排項目推動增長可能產生的弊病，在設立國家級新區的過程中也完全可能出現」。

不少學者認為，在中國經濟降溫時期，通過設國家級新區，以基礎設施投資等措施達到刺激經濟增長、推動產業轉型目的，不無道理，而通過新區推動城市化進程，也符合中國政府的發展戰略。

浦東和濱海作為首批國家級新區，為全國範圍的改革作試驗；其後批複的新區明顯帶有區域經濟發展龍頭的色彩，比如陝西西鹹新區、貴州貴安新區。

但有報道顯示，2009年以後設立的新區仍主要依賴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經濟，而在土地資源的分配和管理、產業布局和城市總體規劃等方面則缺乏統籌，新區公共服務不配套。

同時，也可能因此齣現開發商大規模「圈地」，隨後出現土地閒置或「鬼城」。

上海同策諮詢公司研究中心總監張宏偉在《福布斯》中文網撰文表示，「大規模興建新城、新區、城市副中心等，勢必會導致地方城市建設貪大求快，市政配套、居民生活配套等諸多方面可能滯後于城市建設與發展的速度，產業的發展速度也無法支撐這麼大體量的『造城運動』。」

這不僅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也會埋下隱患。

（撰稿：郱書 / 責編：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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