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對李克強的多次掌聲和少見批評

上個星期，中國總理李克強第一次向全國人大提交這屆政府的工作報告。據說報告贏得的掌聲的次數和掌聲的長度都超過了以往歷屆的總理。與此同時，也有列席人大的全國政協委員對總理的報告提出直接的批評。

政協委員高鴻賓(前農業部副部長)在討論中批評李克強關於就業、扶貧的目標不切合實際；關於讓勞動者「更加體面」和「更有尊嚴」的說法是空談；關於減少貧困人口的有關論述缺乏常識。這在中國人大的歷史上並不多見。

根據中國現有的體制，國務院的工作主要是宏觀經濟管理。李克強的報告向外界表達了哪些指導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政策理念呢？

看完這份報告後，我的第一印象是，雖然報告花了大量篇幅談論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但是在華麗的口號背後，凸顯中國政府在進行結構行調整方面仍然舉棋不定，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也體現出強烈的政府主導的陳舊思路。

現實障礙

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矛盾，這已經成為一個基本共識。

這些矛盾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它不僅表現在宏觀經濟中的投資、出口、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衡，也表現在長期推行的「增長優先」的方針對大氣、水源、土壤等生態環境的摧毀性破壞，還表現為涉及幾乎所有行業的超記錄的產能過剩，連續多年不斷下降的資本收益率，等等。

結構性的失衡早已不是未來發展的「潛在」威脅，而是經濟增長的現實障礙。

這種嚴重失衡在過去的幾年裏已經頻繁發出多次警鐘。例如去年中期出現的銀行資金短缺並且導致大面積的實體經濟的恐慌，持續數年之久的在中國最活躍的沿海經濟帶出現的私營製造業倒閉風潮，還有越來越嚴重的對外出口的低增長、甚至負增長，人口密集地區越來越頻繁的令人窒息的濃厚霧霾，等等。

別無選擇

種種徵兆表明，中國經濟正在面臨「不調整即下墜」的選擇。

說到底，近兩年經濟增長速度的降低並不是中國政府主動調整政策的結果，而是一種別無選擇的結局。

種種現象表明，這種長期的結構失衡正在一步一步地將中國經濟迫近從增長到停滯的歷史性拐點。前幾屆政府拖延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的做法已經難以為繼，人們期待李克強政府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遺憾的是，中國政府沒有展現經濟結構調整的決心。與此相反，推出了「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概念，不斷重申政府所能夠接受的經濟運行的「上限」和「下限」 。

這意味著只要經濟增長低於百分之七便會停止結構調整。

這種做法沒有為結構調整留下足夠的空間，表明中國政府對調整帶來的陣痛的承受能力十分脆弱；也表明政府沒有意識到經濟增速的逐漸下滑已經是一個不依執政者的意志為轉移的趨勢；仍然認為它能夠通過強化投資的方式來推動增長。

政府主導

世界主要經濟體在出現經濟結構嚴重扭曲之後，都有一個經濟結構調整和制度改革的過程，上個世紀英國的「撒切爾革命」和美國的「里根革命」實際上都是調整和改革的過程。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社會和政府都必須接受調整帶來的代價。假如執政者由於某種原因不願意接受這個代價，或者社會由於某種原因無力承擔這個代價，那麼經濟調整的努力勢必半途而廢，社會和人民最終將會承受調整失敗的長期惡果。

本屆政府的工作報告在改革方面提出的政策也難以令人滿意。

這一輪的改革帶有鮮明的政府主導色彩，這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政府支持由民間自發興起的改革有著和大的不同。

事實上，政府在改革中的全部作用只應該有兩條：一是削減自己干預經濟運行的空間和權力；二是通過立法的方式接受民間改革的成功探索。

政府沒有能力、也不應該成為全能的改革指揮者和規劃者。

中國政府在改革中太多強調政府的作用，例如，對於民間投資，政府要「推出民間投資的示範項目」；對於區域發展，政府要「培育新的區域經濟帶」；對于城鎮化，政府並不認為這是一個經濟發展的自然過程，而是不斷強調要通過政府的力量去全力「推動」城鎮化。

凡此種種，這些都凸顯了由政府主導一切的陳舊的思維模式，這是中國改革最大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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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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