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週年：大旗之下輾轉騰挪的香港黃店店主、教師和普通市民

20來歲的黃柏奇（化名）幾年前於香港一所大學畢業後，在國際銀行任職，原本可以薪高糧凖，過上無憂無慮的中產生活，但在2019年社會運動爆發後，他毅然辭職，轉到一家倡議型非政府組織工作，主要目的是可以有自由參與政治運動。

一年以來的社會運動讓他急速成長，從一個政治經驗欠奉的素人，慢慢了解民主派政圈的版圖，有時亦會幫到籌辦活動，協調各個持份者、場地和媒體等工作。

但2020年年中香港《國安法》實施以後，這個城市的政治、社會、教育、媒體都開始迎來翻天覆地的轉變。多名民主派人士被捕被控，立法會內的非建制派力量所剩無幾，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全部熄火，親民主派媒體《蘋果日報》停刊……

對民主派陣營而來，香港的言論表達自由和一國兩制走向終結，親建制一方則認為這條法例讓香港社會走向穩定，並重新定義了一國兩制。

移民海外還是留守香港

壞消息佔據了民主派支持者的生活，一年之間，黃柏奇目睹很多人放棄了追求民主，退出政壇甚至移民海外。

根據英國政府資料，單是今年首三個月，已有逾3萬名持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人及其直系親屬申請移居英國。另外加拿大和台灣也在2020年分別收到逾1萬名香港人申請定居。

但黃柏奇沒有計劃離開：「生活在極權下也是有一個教育過程，香港人現在可能覺得好絶望，但自己香港自己救，要留下來，有人才有希望。」

今年6月4日是近期少有的街頭再次出現示威者的日子。那天，香港警方以疫情為由封鎖了維園，阻止各方紀念1989年天安民民主運動遭鎮壓的事件，維園內沒有了年度燭光，維園外的街頭卻燈光螢螢。

黃柏奇也身在現場，重遇很多熟悉的朋友，雖然人數比他想象中的少，但很多人也在找機會發聲，他認為這個城市仍然有希望。

但這並非一個街頭抗爭的年代，在新的政治環境和難以預測的紅線下表達政見，需要作出改變。

黃柏奇會參加政治相關的聯署，幫忙擺放街站宣傳不同政治議題的活動，例如聲援擬潛逃台灣但失敗的12港人案，或是協助舉辦政治相關的電影放映會和展覽等等。

組織這些活動並不容易，擺放街站會被警察動輒以違反疫情的「限聚令」為由予以警告，一些電影活動會因場地受當局施壓而被迫取消。

在訪問中，他多次強調發聲的重要，他說自己現在亦會透過工會在媒體刊載文章論政。他認為，目前香港政治體制中欠缺反對派聲音，而專業團體或會忌諱得罪政府而無法表達真誠意見，在這一情況下，公民社會及工會等，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發聲平台。

「以前政黨和傳統社運團體是香港公共意識的載體，或多或少反映當代香港社會如何面對當下重要的議題，而工會則要轉變成為新的載體，去承載民意和異見，抗衡政權提出的主旋律。」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對BBC中文表示認同這一做法，他認為香港民主派需要在立法會以外創造一個平台，繼續就香港政府的施政發聲，但這種做法有難度，一方面在這些平台發聲的人，有可能成為政權針對的對象，他們要「願意冒險」，另一方面，這些人需要有相應資源和爭取媒體關注。

新聞背景：學術界和政界對於國安法的不同定義

根據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統計，截至2021年6月19日，共101人因涉嫌觸犯《國安法》中的罪行被捕，另外有27人被香港警方國安處以非國安罪行拘捕。

負責這一項目的研究人員認為，眾多案件中僅6名人士的案件，「相對符合國際公認的國家安全檢控標凖」，其他人的案件如果放在「尊重人權的司法管轄區內，不會被視為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案件」，他們的主要罪行「似乎只是對政府作出和平的批評」，這部法律成為了「威脅及打壓政治表達的工具」。

研究人員王莉雅和托馬斯·克羅格（Thomas E. Kellogg）說，這顯示此法用作「懲罰和平行使基本政治權利的異見人士」。

剛升職做香港政府第二號人物的前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近期接受港媒訪問時表示，香港《國安法》生效以來取得「絶對合格」的成績，市民回復正常生活，不再擔驚受怕，危害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已受控制。

他強調，要繼續警惕外國勢力，並指外國勢力刻意尋找借口，攻擊、抹黑特區政府，說出與事實不符的事，以圖混淆視聽，誤導市民。

他認為香港《國安法》的訂立充分保障了港人原有的合法權益，《基本法》寫明港人享有的所有權利和自由沒有絲毫減少，一些國際間的人權公約在香港國安法下仍然適用。

「任何人行使自由和權利，必須不能違法，若以違法的手段達到所謂的權利、自由，就不是合法的權利和自由。任何損害他人和自己權利的行為，政府都有權作合法規管。」他說。

通識老師的「躺平」

香港《國安法》一直被外界批評定義欠缺清晰，模糊的紅線同樣波及教育界，特別是一些歷史科、社會科、和已經被當局宣佈叫停的通識教育科。

通識科的立意原本是透過老師引導學生就爭議性議題進行討論，用數據和論據去了解各方的想法，從不同意念的碰撞中，讓學生建立自己的思考。但2019年社會運動爆發以後，政府指責通識科是社會亂局的罪魁禍首，當局先審批此科教材，再直接把這科改革成非主科的公民與社會科，刪去討論爭議性話題，轉移重點培養學生國家意識。

《國安法》出現後，一些香港老師擔心，有的話題是否不再能夠在學校討論。

「六四」、文革能夠討論嗎？社會運動能夠討論嗎？中美貿易戰可以怎樣說？各個老師有不同的解讀，怕事的老師會決定不教任何敏感議題。

「《國安法》之後的香港，有很多無形的互相猜忌和不信任，不知不覺出現了不見血的文革，」教了十多年通識科的羅潔玲老師如此形容《國安法》對教育界的影響。

父母會警告自己子女，在校內要避開談及「敏感」議題的老師，羅老師自己也會擔心學生舉報。

例如近日，三名中國航天員歷史性地登上中國造空間站，有學生問她為何中國空間站發展得比其他國家晚，這個答案牽涉大國博奕與連串歷史，她講解的時候，一度擔心自己的答案，會否令孩子對國家有負面批評而不喜歡國家。

「我也為自己有這些想法很生自己氣，」她說。

根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調查，4成香港老師擬離職，主要原因是政治壓力增加。據港媒報導，一些傳統名校近期破紀錄一學年有兩成教職員離開。

目前，並未有香港教師因為工作被直接指控違反《國安法》，但一些老師因曾發表政治言論而失去工作或被取消教席，例如近期，有香港老師因為買了《蘋果日報》在校內分發給其他老師，被人舉報指其「動機不良」、「校內不得作政治宣傳」而遭停課。

羅老師說，起初很多老師都對此感到驚慌，特別擔心會被親北京媒體點名批評，但隨著案例越來越多，學校管理層和老師逐漸尋找到應對方法，就是「躺平、低調、不硬碰和擦邊球」，當校方和老師選擇不高調回應這些問題，又沒有家長追責的時候，這些風波又會無聲無息地不了了之。

另一個不信任存在於老師和政府之間。羅潔玲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的前幹事，2019年之前，聯會和政府關係融洽，教育局會徵詢聯會的意見，聯會又會獲邀參加局方舉行的分享會，彼此共同目標是搞好通識科。

這個組織政治味道不濃厚，2019年的《逃犯條例》爭議之中，聯會並沒有如其他行業的專業團體般，作出聯署等高調舉動。但在通識科被針對以後，局方針對通識科進行改革時，都對聯會視而不見，關係越走越遠。

「現在他們是官，叫你怎麼做就怎麼做，你不做就沒有的了，我們這些老師不被尊重，整個社會氣氛就被壓下去。」這個聯會的經歷是一個縮影，反映政府與民間專業團體的關係。

在這種低氣壓之下，羅老師坦言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現在能夠做的就是謹守崗位，當完成餘下的通識課程後，她將會教授一門公民與社會科以外的新科目，繼續培養學生獨立思維。

「黃店」東主：我們在「圍爐」

陳焜是港島區一家民主派食肆的東主，2019年「反送中」運動熱潮下，他店面掛滿了「黑衣人」的海報，以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標語。

《國安法》出爐以後，這些「敏感」的東西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不同「擦邊球」的暗喻，例如「香港人加油」、「見字飲水（民主派陣營呼籲大家保持身體健康留力抗爭的字句）」、「堅持」。

「明白的人就會明白，運動爆發時，大家都說要Be water（行動如流水），與政權硬碰只會白白犧牲，如今可能做到的事情不多，但作為黃店，至少我們給手足一個圍爐的地方。」

陳焜認為，所謂「黃色經濟圈」本身並沒有很大的政治能量，但「黃店」的存在，則在聯繫同路人和維持士氣上，起了關鍵作用。

他聘用了一些捲入示威案件的年輕人，有時候見到相熟的親民主派人士，他會給予折扣，在店內，他也會在《國安法》框架下宣傳政治議題，例如呼籲大家關注「12港人案」和被捕政治人物等。

在《蘋果日報》最後的出版日，他也一口氣買了一百份《蘋果日報》，放在店內供顧客取閲和留念。

雖然僅僅是以這種非常低調的方式延續火炬，但在如今的政治環境下，這些店很容易成為被政府針對的對象。例如稍早前，香港海關高調動員過百人，搜查親民主派的商店「阿布泰國生活百貨」20多家門市和倉庫，指這家店沒有按法例在產品上貼上中英警告標籤，該公司33歲男董事被捕。

陳焜說，如今開店表達政治立場就要份外小心。

網上零食店Jimmy Jungle則是另一家維持大家聯繫的「黃店」，其特點是為還押人士購買一些當局允許的零食，負責人對BBC表示，希望讓被還押的人能夠在被囚期間感受一些少許喜悅。

在香港的懲教體系，一旦被捕者不獲保釋，就會被關押，期間他們可安排探訪，探訪人士可為他們帶入一些當局名單列舉的生活用品和零食。

這家店幫助的人數在《國安法》之後增加較多。有時候，他們要為數十名被還押人士提供零食，還需要和其它商店聯手幫忙。

在高壓的環境下，負責人阿熙（Hei）認為各界仍然有事可為，不應該坐以待弊。

「有些事情普通人也可以做，可能最後都沒大作用，但你對得住自己，我不想散播負能量，只要有能力、風險不大，你也應該繼續做。」

（應受訪者要求，黃柏奇、陳焜、阿熙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