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家解密：諜戰劇為何成為中國流行文化

採訪麥家之前，中國科幻作家郝景芳剛於8月底憑借中短篇小說《北京折疊》獲得第74屆雨果獎。

2012年10月，中國作家莫言獲得當年諾貝爾文學獎。

麥家的助手建議，對麥家的採訪能否談談中國作家以及中國文學的國際化。

為什麼不呢？文化的衝突甚至文明的衝突在東西方交流中是永恆的熱點主題，在歐美國家有作品出版經歷的中國作家應該是感受最深的人群之一。

麥家談到了中國文學國際化的困境。

「很多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往往躺在圖書館裏，而不是出現在書店，」他說，「海外對中國文學的陌生甚至達到無知的程度，一想到中國，一想到中國文學，就是貧窮的鄉村、落後的經濟、愚昧的愛情觀、政治上的迫害。」

2014年，麥家的小說《解密》由英國企鵝（Penguin）出版，後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

麥家有些得意地說，我的作品國家喜歡，老百姓也喜歡，後來國外也喜歡。國內（指中國政府）把我當作正面的甚至紅色的作家，外國讀者則看到了集權主義中的人性。

「我在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奇特現象，」他說。

由「外」而「內」，麥家在不同價值觀體系中兩面討巧的能力更加讓人好奇——在中國，他的作品面對的是威權政府和市場。

從2005年底麥家小說《暗算》改編的電視劇上映開始，中國出現了諜戰影視的狂潮，如今每年有幾百億的資金湧入諜戰電視劇和電影市場。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麥家說，中國影視劇這麼多年來左衝右突，但很多流行題材都受到了限制，比如不能拍警匪片，涉案片不能過多，後來對古裝劇、言情劇也有限制。這裏限制，那裏限制，導致中國可以做影視劇的品種越來越少。

「但宣傳國家形像的，宣傳英雄的題材在中國應該還是有廣大市場，允許你拍。諜戰劇從主題、內容上切合了國家對影視、文學甚至文化產品的大方向的需求和要求，」麥家說。

但從《一雙繡花鞋》到《永不消逝的電波》，麥家看到以前的中國革命文學裏諜戰片題材的人物全是沒有缺點的完人。

「我的小說，我的文學，一方面依然遵從國家主義和革命文學，但我不把人放在革命高度，革命只是環境，國家只是背景，讓人回到了本性，回到了人性狀態。這樣一來，這個人是立體的、現實的，而不是高大全的。」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的文學一直被革命裹挾、威脅甚至閹割，」麥家認為自己的諜戰小說做出了改變——革命文學的文學放大了，革命減小了。

政府審查

麥家的第一部描寫中國情報部隊的諜戰小說《解密》遭到官方嚴格審查，曾被勒令下架。

但麥家堅信這是「公開的秘密」，「我堅信自己的作品沒有洩密，如果洩密我願意承擔法律責任。最後23個評委（政府組織的審查人員）只有2個認為我洩密。依據也只是毛澤東1956年的一個批示，它不是一個法律。時代發生變化。有的東西當時是秘密，但現在已經是公開秘密了。」

「現在變化太大了。沒有人來干涉我寫這個題材，甚至有很多相應部門找上門來，給我題材，希望我來寫。第一個吃螃蟹是最難的，但發現這個東西可以吃，不僅我吃，一大堆人也在吃，」他說，「但我從來不接受別人授意。我的作品是虛構不是虛假，不會真實反映某一個歷史事件或人物。一旦創作和歷史攪在一起，這種創作就戴上了鐐銬。這個人的家屬、後人會對作品提出莫名其妙的要求，按照他們的要求這個人物又是一個高大全。我絕不接受政府或者某一個家屬的委托來樹碑立傳。」

麥家說，從建國以後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文學出現巨大問題，主要體現在不允許客觀表達一個人，只允許表達一個革命的、理想的、浪漫的人，這肯定違背文學真理。他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盡量讓作品去照亮人性某一個黑暗角落」。

溫和的批判和探索，應該是讓麥家得以在市場和國家意志之間自由遊弋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