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看病为何要给医生递“红包”？

在越南，医患之间也存在着模糊的酬金和贿赂问题，引起民众的辩论和反腐思考。

三个月前，在河内以南100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一名33岁的农村妇女要把儿子送到省级医院做手术，需要地方医院的医生开转院通知。在递上一个装有5万越南盾（约合2.4美元，1.6英镑）的信封后，儿子并未成功转院。这名妇女只好追加5万，才得以转院。

随后，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女又给省医院的医务人员塞了50万越南盾（约合23美元，16镑），这笔钱超过了她两个月的收入。

“别的病人都告诉我，所有的病人都必须给医生和护士红包，这种手术就是这个价钱。”

虽然医生并未向她索取“红包”，但她相信，“红包”会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护理。

这位妇女并非个例。住在河内郊区的炳（Phin）太太也有相似经历。退休金只有3百万越南盾的她，在一次眼科治疗后递上了装有20万盾酬金的红包。

但治疗尚未完成，就让她出院了。之后她又被收入医院治疗，这就意味着：她需要再塞“红包”以示感谢。她说：“我又花费了20万的酬金感谢医护人员，这只是其他病人建议的最小数目，但我只能给这么多了。”

一位河内附近的乡村退休教师炼（Luyen）女士表示，为看病而支付酬金，实际上是迫不得已。她解释道：“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会索要‘红包’，但要看病就必须给‘红包’。这已经成了我们的文化。”

重物质 轻精神

在越南，医疗费大部分由国家通过保险制度补贴支付，原则上对公务员和儿童免费，或者由私人或雇主支付。但是，排队等候通过保险就医的人太多，公立医院也是人满为患。而大多数医务人员的工资很低。

在根深蒂固的孔孟之道遭遇与日俱增的资本主义思潮的今天，为保证更快更好的治疗，给医生递“红包”的做法变得很普遍。

一项调查表明，在2007年到2010年的三年间，递“红包”的病人数量整整翻了一番，从13%增加到25%。

2012年，一项由世界银行和越南政府检查总署（在越南执行反腐工作的部门）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有76%的病人看病是自愿行贿的，仅21%的人是应医务人员的要求而给予酬金的。

2011年10月，为了反腐败，河内的五家大医院发起了提高员工道德标准的活动，其中包括“拒绝红包”的政策。

越南社区发展研究培训中心（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re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RTCCD）也曾发起类似活动，以改变人们对“红包”等非正常报酬的观念，通过媒体来宣传病人应有的权利和医生应承担的责任。

河内著名学者阮有玉（Nguyen Huu Ngoc）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儒家思想的礼品馈赠习俗。他说：“越南和中国一样，用送礼表示感激之情。过去，表达感谢强调精神价值。但近年来，社会更重视物质价值，而更轻视精神价值。在现在的市场经济下，送礼就像是一种交易。”

文化习俗似乎为病人递“红包”提供了正当理由，但正如驻河内的世界银行高级治理专家索伦.戴维森（Soren Davidsen）所说，“我们也可以改变文化。”他指出：“虽然礼物馈赠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文化不是静态的，它是不断变化的。尽管包括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在内的诸多亚洲国家都有腐败的文化元素，但这些国家都找到了行之有效的遏制腐败的办法。”

金钱与权力

越南社区发展研究培训中心（RTCCD）副主任陈秋河（Tran Thu Ha）认为，酬金和贿赂间的界线已经变得很模糊了，一些人以此为借口来递“红包”。

对于和陈氏一样的反腐倡导者，礼物馈赠和行贿的区别很明显。她说：“礼物可以在公共场合或任何地点赠送，赠送礼物时，往往需要时间来交谈和表达感谢；贿赂通常在快速的情况下完成，行贿者和受贿人都害怕被别人看到。”

那么，越南应如何抑制医疗服务的腐败行为？该问题已引起了广泛讨论。其中一个建议是：用增加医务人员的工资来杜绝其受贿行为。

但仅此不够。卫生部糖尿病与代谢研究所所长谢文平(Ta Van Binh)副教授认为，政府需要对违规的医务人员设置明确的规定和严厉的惩罚。

同时，政府还要帮助患者认识到，他们不需要给医务人员酬金；一旦他们给了，也会破坏规则。

世界银行的索伦.戴维森（Soren Davidsen）对此也表示：“这绝非易事，因为腐败事关金钱，人和权力。抑制腐败和协调政府各部门反腐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可能一蹴而就。”

（编译：晓真/立行 责编：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