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克：新疆“7·5”周年谈民族问题

去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抗议和民族骚乱，造成大约两百人死亡，一千七百多人受伤。事发后，乌鲁木齐市官员说， “7·5”事件是1949年以来在新疆历次事件中最严重的一次打砸抢烧严重犯罪。

长期研究和关注新疆民族问题的中国作家王力雄认为，“7·5”事件是多年持续的对新疆移民政策下民间矛盾和民族对立积累后爆发的结果。

“7·5”事件过去一年后，华盛顿的维吾尔族人人权组织和国际特赦都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就“7·5”新疆骚乱展开独立调查。美国政府也要求北京当局“透明”处理新疆

“7·5”骚乱案。他们还呼吁中国释放未经审判被拘留的维吾尔族人。维吾尔人人权组织要求中国停止用镇压手段解决新疆民族问题。他们认为政府主导的对事件的叙述把维吾尔人描绘成暴力罪犯和恐怖分子，对维吾尔人进行了妖魔化，煽动了民族间的仇恨。

与此同时许多汉族舆论认为，“7·5”事件的教训是：中国要强硬镇压少数民族抗议和骚乱，同时进一步加大力度实施民族同化，让维吾尔人世俗化，淡化少数民族的民族属性和认同。许多网络舆论认为中国对维吾尔人、西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过于放任，说他们得到了所谓“超国民待遇”，所以要停止“优待”少数民族。

客观存在？

希望加快对少数民族同化的不乏体制内的学者和专家。北京大学的社会学者马戎将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归咎于中共建国后的民族政策。他认为中共参考苏联模式制定的民族自治政策、理论和实践客观上强化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和民族性，淡化了同中国疆界重合的“中华民族”的概念。

不过按照正统的中共唯物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的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是客观存在，并非共产党无中生有的结果。

如果中共政权不批判以往汉族政权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大汉族主义，争取少数民族精英，诸如在新疆和内蒙古的激进派民族精英，在西藏则是传统的民族上层，他们就不会同中共达成妥协。没有这些妥协，也不会有后来成立民族自治区以及西藏“和平解放”的各种协议。

换句话说，在许多少数民族人士看来，他们是作为整体加入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代表他们的民族精英是他们在新制度当中的代表。但是大部分民族精英在随后中共的政治运动中被清洗和取代。但藏人学者茨仁·夏迦说，新一代的民族官员在维护本民族所在地区的利益的时候，比当地汉族官员的顾虑更多。后来由中共选拔的民族官员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丧失了代表本民族的合法性。

经济决定论

中国10年前开始“开发大西北”，加大对西北地区，包括新疆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投资，缩小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同时也缩小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国内地的差距，促进诸如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稳定和控制。

不过王力雄认为，当局寄希望于经济发展从根子上解决民族矛盾不会奏效。王力雄说，新疆当地民族在经济发展中被不断边缘化，因为没有有效民族自治的保护，仅语言差异，使用当地语言的民族就会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受到汉语人口的排斥。

他认为，由于现有体制的局限，新疆的经济发展受益最多的仍然是当权者和以汉人为主的后迁移到新疆的人口获得，所以经济决定的思路反而会更大地加深民族矛盾。

批评这一政策的人士还说，对西北地区投资的主要的受惠者是修路开矿的国企。大批居民被从原住地迁离，牧民被迁入定居点，失去了谋生手段。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自上而下的投资主要对开发当地自然资源感兴趣。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为东部发达地区提供廉价原材料和能源的基地，而中国大型国企和中共控制机构是最大的受益者。

民主解决民族？

中国在1949年以后实现的民族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已经名存实亡。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促生要求改革现有政治安排的各种要求，包括改革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的要求。许多人希望中国打破地区和民族界限，以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取代民族关系，实现中国从多民族国家向单一民族国家的转变。

许多中国知识精英，包括已故的导弹专家钱学森，呼吁过要结束对少数民族的所谓优惠政策。有人甚至要求取消自治区，实行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

王力雄也认为，只要个人权利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保证，中国可以不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过王力雄认为，像马戎这样的中国学者在谈论美国民族融和模式的时候片面地理解了美国模式。他认为美国虽然不强调民族性，但因为有人权和民主制度的保障，民族权利也自然会得到保证。因为在美国的不同民族和文化群体，通过聚居，宗教活动和政治团体提出诉求的各种方式同样能够达到维护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目的。

有人认为，中国一旦发生体制性变化，建立了民主制度，民族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不过有批评者说这仍然是停留理论阶段的推导，仍需要更广泛的经验证明。

中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以及移民需求似乎不会因为中国政治制度改变而改变。英国西敏寺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阿南德认为，“一个后共产党的、民主的中国不见得会对少数民族及其利益更加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