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做個遊蕩者 城市中漫無目的地閒逛

法語詞「flâner」是指在一個城市漫無目的地閒逛，這是如此法式的概念，以至於英語中沒有完全對應的詞來形容它。

從stroll（漫步），到lounge（閒蕩），再到saunter（閒逛），幾乎有各種各樣的意思，但沒有哪個完全概括flâner的意思。這個詞讓人聯想到在城市中心漫步，沒有方向，但絶非沒有目的。Flâneur（遊蕩者），看似沒有目的地，但有這樣明確的內涵：處於某個地方，但又置身事外，以哲學的精神來觀察眼前的一切。巴黎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法國文學教授、《與波德萊爾共度的夏天》（Un été avec Baudelaire）的作者安托萬·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的解釋是：這個詞意味著「不知道你在尋找什麼」。

對孔帕尼翁和許多其他法國專家來說，「遊蕩者」（flâneur）不僅與法國有關，而且特別與19世紀的巴黎有關。1789年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植根於啟蒙時期（Enlightenment）的平等主義哲學。之後，突然之間，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知識分子、哲學家和人類學家。巴黎是他們理想家園。當時，在拿破侖三世（Emperor Napoleon III）的統治下，法國首都不僅在社會方面，而且在建築方面也迅速進步，從狹窄的中世紀街道，演變成邊界明確的大道、公園，頗具現代城市的特點。

在談到19世紀城市的演變，巴黎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波德萊爾學院（Groupe Baudelaire）院長謝利諾（Andrea Schellino）說：「工廠和精品店併肩而立，遊蕩者知道這一奇觀，把這個變化的世界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劇場。」

事實上，遊蕩者本身就是革命者：在劇變中追求進步意識形態的社會裏，遊蕩者渴望的不是參與，而是觀察。

「遊蕩者在19世紀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孔帕尼翁說：「資產階級知道自己要去哪裏：去工作，去教堂，到銀行，他們不會遊蕩；遊蕩者與資產階級、物質主義、資本主義是相牴觸的。」

19世紀法國散文詩和隨筆作家查爾斯·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常被認為是第一個在文學作品中刻畫這種沒有方向的遊蕩者, 將他們的內涵提升至哲學高度，以區別於混日子的人。他在巴黎的系列文章，包括於1863年首次發表在《費加羅報》（Le Figaro）的《現代生活的畫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都有這方面的貢獻。

「遊蕩使沒有特殊天賦的人也成為詩人和藝術家，」謝利諾表示贊同。「這給了他們一點巴黎氣質。」

「完美的遊蕩者、熱情的觀眾，這是建立在眾人心中的巨大的快樂。在起伏的運動中，在難以捉摸和無限中，」波德萊爾在《現代生活的畫家》中描述了這個城市任何一位居民都喜歡但卻迅速消失的快樂。「不在家，卻覺得自己處處像在家裏；要看世界，要站在世界的中心，但又要對世界保持一種隱遁的態度。這是種不偏不倚的性格，言語所能的定義，都是笨拙的。」

對孔帕尼翁而言，波德萊爾的遊蕩精神，不僅僅是與他生活的19世紀密不可分：那時「每個人都在行走，」他說，從熱拉爾·德·內瓦爾（Gérard de Nerval）和他的寵物龍蝦的巴黎漫步，到阿瑟·蘭波從沙勒維爾-梅濟耶爾（Charleville-Mezieres）步行200多公里到巴黎，波德萊爾的遊蕩精神還與這三個作家的家鄉——巴黎緊密相連。

孔帕尼翁解釋說：「巴黎是一個貝殼形城市，巴黎的區就像蝸牛殼的螺旋形狀，1區在中心，20區在東北, 這樣的分區為遊蕩者創造了理想的道路。一個漫無目的的流浪者，不會回溯他的旅途，經常不知道自己在哪裏，以及要去哪裏。

德國哲學家和文學評論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特別把「遊蕩的人」和巴黎有屋頂的商業街區聯繫在一起。這些蓋有屋頂的街道拱廊是在19世紀拿破侖三世時期建造的，為新中產階級提供安全、不受天氣影響的購物區。本雅明對波德萊爾在1927年至1940年間的拱廊研究中關於遊蕩者的概念進行了著名的分析，他呼籲人們關注「購物中心優雅的早期雛形」，謝利諾指出，「在他看來，這些街區就是遊蕩者的生活區。」

當時，這些購物區遍布整個城市，尤其是環繞巴黎皇宮（Palais Royal）花園的區域，匯聚各行各業：高檔精品店、咖啡館、賭場和妓院並存，非常適合那些性格孤僻、又有哲學眼光的遊蕩者。事實上，對本雅明而言，走廊和街區是遊蕩者的天然棲息地。然而，如今，這些空間更多地被instagram用戶貼在網絡上，以丹尼爾·布倫（Daniel Buren）的黑白條紋立柱（建於1986年，是一件頗具爭議的藝術裝置作品）為標誌，或以古董書店為代表，這些書店位於一些保留下來的有頂走廊中。

「我們真的能在遊客眾多的城市裏漫無目的地閒逛嗎？我們總是忍不住要用智能手機宣佈我們的路線，或者用耳機把自己與環境隔離？」 謝利諾問道。「對此我感到很悲觀，」他繼續說：「今天的遊蕩可能是少數無可救藥的懷舊者的特權，他們堅持在現代巴黎尋找昔日的巴黎。」

但在當今世界，儘管許多人已不再把步行作為一種主要的出行方式，但巴黎仍然是屬於孤僻、哲學式觀察者的理想城市。畢竟，法國人習慣於花時間以文學和哲學的方式觀察和思考周圍的環境。

正如《The Week》雜誌所述，法國學生仍然在高中階段學習哲學課程，而哲學學位通常是成為政治演講撰稿人或政府部長的必備條件。法國與許多以英語為母語的文化不同，這種哲學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植根於一種幸福的理想，這種理想與做什麼無關，而是與當下的狀態有關：事實上，法國人沒有一個詞來形容前瞻性思維、預期的興奮，但他們會開心地花兩個小時在午餐上，即使在工作日也是如此。

這種植根於當下的狀態是遊蕩者的一個基本特徵，即使在今天，遊蕩者與巴黎不可分離的關係也絶非巧合。巴黎的路邊咖啡館幾乎都是椅子朝向外面，朝向街道，朝向移動的、有生命的城市。小街道也仍然在城市中蜿蜒、盤旋，毫無預示地把步行者送到巨大的林蔭大道或有藝術美感的橋樑上，然後一眼望去，就能看到那些標誌性的建築，從聖母院（Notre-Dame）到埃菲爾鐵塔（Eiffel Tower），從先賢祠（Pantheon）到歌劇院（Opéra）。

建成於19世紀的幾個有屋頂的街區仍然保留著這座城市舊時的風貌。書店、咖啡館和古董店星羅棋布。任何一個角落都有懷舊的氣氛——一位手風琴手演奏著琵雅芙（Edith Piaf）的歌曲；一位藝術家描繪了一幅遠景，但也揭示了一個更現代的大都市，這同樣吸引著有經驗的觀察者。上了年紀的婦女推著購物車，牽著小狗去當地的早市買新鮮的、應季的西紅柿；辦公室工作人員穿著剪裁得體的西裝，吸著電子煙，噴出的蒸汽繚繞在19世紀的燈柱上；青少年們在共和國廣場上玩滑板，旁邊巍然屹立著象徵平等和自由的瑪麗安娜雕像。

即使在今天，巴黎仍然是城市觀察者的絶佳素材。150多年後，它仍然是世界遊蕩者們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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