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的密碼：為什麼法國人愛說「不」

「不，不可能。我一直告訴你，這是不可能的。」航空公司訂票的服務生一直這樣說。我們在電話裏爭吵了20分鐘，我只不過是想換一張我用全價買來原本可改日期的機票而已。我靜靜地坐在家裏，眼睛環視我們巴黎公寓的典雅裝飾，看著19世紀的鍍金鏡子和從天花板上垂下來的花卉浮雕。在法國生活18年，身邊盡是藝術之美，我學會了把這看作是對生活在一個幾乎對所有問題、要求或建議的例行答案都是令人沮喪的「不」的社會的一種補償。

與法國親友討論他們使用法文單詞「non」（即「不」）之普遍，以及為什麼「non」幾乎已成法國的例行口語，聽起來就像為法國演員傑拉德·德帕迪約（Gerard Depardieu）寫的的喜劇腳本一樣。一位60來歲的CEO反駁我說，「不，這不是真的，我們並不總是先說『不』」。 律師的回答是，「不，你是對的，即或我們贊同，我們也要先說這個『不』字」。年輕的藝術家則沉思著答說，「不……我不知道為什麼……」

法國喜劇演員奧利維·吉勞德（Olivier Giraud）在他的個人秀《一小時變身巴黎人》（How to become Parisian in one Hour）中分享了他觀察法國文化十餘年的洞見。他解釋說，「以『不』作回答，讓你有機會隨後說『是』。相反，當你一開始就說『是』的時候，你就不能再說『不』了。我們不要搞忘了，法國人是愛抗議的民族，抗議總是以說『不』開始。」

確實如此，自1789年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獄以來，法國人大致從來沒有停止過抗議。法國人的第一波抗議引發了法國大革命，終結了900多年的君主統治。在當代， 今天又有黃背心抗議者走上街頭。2018年11月穿上黃背心的示威者上街抗議調高燃油稅，自此抗議持續不斷，每到星期六都有黃背心為新的議題而上街，並且時有暴力發生。看來對許多法國人來說，遊行抗議已是一種法國人特有的國民興趣愛好。

《法語對話的密碼》一書的兩位作者朱莉·巴洛和讓·納多讚，同吉勞德一樣，對法國人的例牌口語「不」做了同樣的解釋。兩作者認為，說不是來自於法國人對抗議示威的癡迷。他們在書中說，「法國大革命就是聲言，所有公民都有不可剝奪的表示拒絶的權利。『不』具有一種『下層階級的復仇』的性質，但似乎又滿足了每個法國人和任何階級內心深處自認為是貧窮農民或無產階級的呼聲。」

除了走上街頭，法國人還創造了各種說「不」的方式。若回答，「此事有些棘手（Ca risque d' etre complique）」，這可能是一種表示拒絶最委婉的回答。答以「根本辦不到（C 『est hors de question）」，可能是最明確地說「不」，斷然拒絶了請求者力爭同意的希望。

但希望還是常在。巴洛和讓·納多在書中說，「與一般看法相反，法國人確實會傾聽，但這通常發生在他們說了幾次『不』之後。這需要對他們有一定的信任，有時還需要大量的交談，但你幾乎總能在一個法語『不』後面找到『是』，如果有的話。」

回到我的公寓，電話那端現在已經被激怒的訂票服務員怒氣衝衝地說：「你還要問我多少次是否能把這張機票換成明天的班機?」我私下笑了笑，知道我會不斷地問，直到問題解決。多年來我發現，法國人的「是」經常隱藏在說話的語境中。

語境包括說話語氣、肢體語言、環境和現場情況，基本上是所有難以言傳的東西。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 Business School）教授埃琳·邁耶（Erin Meyer）在她的著作《文化地圖：打破全球商業的無形邊界》(The Culture Map: Breaking Through The Invisible boundary of Global Business）中，列出了八個衡量文化差異的尺度。第一個量表討論了語境在溝通中的作用。美國和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屬於低語境文化，人們通常會想什麼就說什麼，說什麼就是他們想什麼。然而，法國，如俄羅斯和日本這些國家一樣，是屬於高語境的文化，「優雅的溝通交談複雜而微妙，並且是多層次的。真正的含義要在言外之意，或字裏行間中才能體會到。」

邁耶懷疑導致這種表達差異的一個因素可以從數字中找到。根據她寫的書，英語有50萬個單詞，而法語只有7萬個。這意味著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能有確切的單詞來表達他們想要表達的意思，而法語為母語的人通常必須把一系列單詞串在一起來傳達他們的想法。這不僅迫使法國人在語言上要玩一些花招，也讓他們習慣於模棱兩可的表達。因此，說「不」在法國並不總是真的意味著「不」。

習慣於說「不」也並不意味法國人本質上是一個消極的民族。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說「不」是從學童時候開始。法國孩子寫作文的時候已開始學習如何提出正命題、反命題和合命題，作辯證推理，這教會他們論證自己的觀點，反駁自己的論點，然後得出結論。邁耶在書中說，「因此，法國商人本能地以這種方式與人會談，視言談的衝突和不協調是為了揭開隱藏的矛盾，以此激發新的思考。」事實上，法國人說「不」，言外之意往往是邀請對方辯論，要對方來溝通，促進彼此了解。這鼓勵了在不同的場合形形色色的說「不」方式。

法國人所說的「不」中，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不」是真正名副其實的「不」，即「我不知道」的「不」。巴洛和納多估計，他們所遇到的說「不」中，有近75%是為了掩蓋自己無知。這可能來自害怕犯錯會被嘲笑的恐懼。這是法國學生進小學後首次遭遇到的恐懼感，因為每個學生的成績會在班上公布，這會營造出羞恥和心靈易受傷害的環境。

當青少年學生參加中學畢業會考（一系列的畢業試 ) 時，這種恐懼感會進一步加劇。法國學校成績打分非常的苛嚴。20分為滿分，獲得12分評為良好，獲得20分滿分幾乎是聞所未聞。成績會公布在網上，讓全世界都知道，並讓學生解釋自己為什麼沒有達到12分良好成績，如果獲得良好成績，又必須解釋為什麼沒有拿到更高的分數。經過13年中小學的煎熬，在法國教育體系中能熬出來的倖存者終於可以鬆口氣，學會了說「不」以引起討論，而不是給以肯定但卻可能是錯誤的回答「是」。

也許最容易對付的「不」，就是以挑逗調情的方式說「不」。伴之以眨眼和微笑，任何人都可以用調情式地說「不」邀請對方閒聊一陣，無論是賣肉的屠夫開玩笑要顧客乞求他切下一塊肉，還是一位小孩希望得到款待。在無傷大雅的情況下，以挑逗方式說「不」可以誘使顧客每天下午都光顧同一家咖啡館，與友好的服務員聊天閒談。其他時候，這種輕浮的說「不」，就像所有的遊戲一樣，也會令人生厭。

而威權式的說「不」則令人相當頭疼。巴洛和納多認為，很多法國人說「不」是因為他們總怕因為犯錯而受到指責。儘管這在各行各業都是事實，但法國的官僚們則將說「不」納入既陳舊又低效的複雜官僚體系中。

例如，我去法院申請公民身份，辦事員告訴我需要好一些文件，然後遞給我一支筆和一張白紙要我把所需文件的名字一一記下來。其實只要網上出一份告示就可以說明申請者需要哪些文件，這樣也比較有效率，但由於沒有這樣的告示，我在整個申請的各個程序中，都會被工作人員說「不」而留難。事實上，法國公民到政府機關辦理任何事，並不需要有一個所需文件清單。他們最好按照約定時間抵達，只要帶上他們的出生證明、於最近三月內發出能證明他們永久地址的文件，以及他們的身份證明和銀行資料的複印件，所有複印文件一式三份即可。雖然這一套文件不能保證一定能成功辦完手續，但對付無數官僚的說「不」可以說是相當可靠的。

衝口而說出的「不」可能是所有「不」中最親密的一種，在朋友和生活伴侶中很常見。21世紀初，我會晤法國文化顧問、《法國是敵還是友》（French or Foe）一書的作者波莉·普拉特（Polly Platt），討論在法國成家立業的問題。在巴黎高級的第七區普拉特的公寓裏，她向我講述了如何從法國丈夫那裏獲得「是」的策略。例如，計劃夏天度假，她會先建議一個她其實並不感興趣的度假地，她知道丈夫一定會說不，原因也許是地方太熱，比如摩洛哥的馬拉喀什，也許是離她娘家太近，比如美國費城。然後她提出會帶來另一堆問題的第二個建議，比如建議去法國蔚藍海岸尼斯的內格雷斯科酒店（Hotel Negresco）這樣的地方，丈夫於是會抱怨人多和旺季酒店房價貴。到這時，她才提出她心中真正的第一選擇，去他們在法國多爾多涅地區的第二個家度假，於是丈夫爽快地回答，「好的」。她知道，如果她一開始就說要留在離家如此近的地方，丈夫會不假思索地說「不」。

我希望訂票員開初也是不假思索地對我說「不」，於是我重新解釋了我需要第二天一個航班。她回答說，航空公司要求提前一天通知才能換票。我問這一天是指24小時之前的一天，還是日曆上的一天。因為這不是一個「是」或「不是」的問題，她答覆我這是日曆上的一天。我於是問道，「第二天第一個航班是什麼時候?」那是午夜過後的五分鐘，只是比我一直想預訂的航班晚35分鐘而已。

終於，我獲得了訂票員的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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