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談中國：關於中國主旋律電影

前幾日接到通知，全體黨員前往影院觀看影片《天上的菊美》。第一感覺這是個唯美的愛情電影，但在意識到所謂「黨員」觀看的前提後，我已經可以斷定這又是一部政府推薦，企事業單位買單的主旋律組織片。

上一次「被」組織看電影是去年的《周恩來的四個晝夜》，至今對當時的場景還記憶猶心，倒不是因為影片的情節多麼引人入勝，而是伴隨影片始終的，那抑揚頓挫，高低不同的鼾聲。而我們即將觀看的這部《天上的菊美》，估計也難逃「催眠大師」的命運。

作為電影愛好者，我從不排斥任何類型的影片，主旋律影片也並不會因為其明顯的政治傾向性而遭到排斥。

主旋律影片一般分為兩類。其一是以特定歷史事件為刻畫重點的，如《開國大典》《建國大業》《大決戰》；另外則是以特殊人物為刻畫重點的影片，如《焦裕祿》《鄭培民》。這兩種影片的「主旋律「可以因題材不同而進行個性化的修飾和創造，而其作為黨和政府宣傳教化工具的屬性卻在建國60餘年來從未有過些許改變。

《天上的菊美》是以四川藏區的基層幹部菊美多吉的親身經歷改編，刻畫了其不辭辛勞為人民服務，直至突發腦溢血而去世的故事。筆者對類似題材並不反感或牴觸，畢竟這是國家宣傳需要，無可厚非。而另我厭煩的是，在手機可以點菜，汽車可以無人駕駛的時代，主旋律影片依舊沿襲著已保持60餘年的僵化，呆板，一成不變，千篇一律的表現方式。

以人物為主線的主旋律電影，從上個世紀的《焦裕祿》《孔繁森》，到近年來的《鄭培民》《第一書記》《雨中的樹》，無論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是基層幹部，他們在銀幕上無一不是「全方位無死角」的高大全式形像，而觀眾們在數十年的教化中早已練就出極強的抗藥性，甚至是逆反心理，根據「邊際效益遞減」規律推斷，此類電影傳播黨和政府意識形態的職能正是因為選材和刻畫方式上的因循守舊而迅速的被弱化，其試圖傳達的價值觀也因此難以得到觀眾的認可和接受。

其實，此種退化原本可以避免。

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相對於幾十年如一日的好人好事給人帶來的乏味和厭煩，貪官們的故事對於百姓們來說卻是如此之神秘，新奇，因此從不缺乏關注。如果以某些引起社會轟動的貪官作為人物原型，用一部電影反映其由正轉邪，由儉入奢，貪污墮落，以致最後東窗事發，被繩之以法的全過程，且不說其教育意味深刻與否，僅其可看性就遠勝於以簡單直白的正面描寫所塑造的人物和故事。

記得某年自駕去河北，在某休息站看到一輛汽車殘骸，注釋上寫著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因酒後駕車造成幾死幾傷的重大交通事故。我想這一塊扭曲變形的殘骸足以震撼所有曾經在此停留的人們。反觀電影，如今百姓已經不在乎那些清正廉潔的官員們所造就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蹟，因為再多的清官也比不上某貪官伏法更大快人心，主旋律電影如果能夠換換思路，通過表現貪官覆滅的過程，一來可以讓百姓認識到政府整治貪污腐敗的決心，二來也能像那輛汽車殘骸一樣對心裏有鬼的官員們多少起到點警醒作用。

拍攝正面人物的事蹟很難融入有效的商業元素，而如果以貪官的生涯為主線，在不考慮「政治敏感性」對戲劇誇張尺度限制的前提下，導演融入商業元素的機會也要遠高於前者。那些「官場爭斗，包養情婦，暗殺迫害」，以至最後被我公安幹警追捕所引出的槍戰，追車，爆炸等等都為影片提供了商業包裝的機會。比如前兩年全國聞名的薄熙來一案，其在民間造成的話題性不亞於當年陳冠希的「艷照門」，之前從官方和坊間流傳出信息中不乏「三角戀，毒殺，迫害，刑訊逼供，叛逃」等字眼，對於我這樣的影迷來說，光靠閱讀這些詞匯就能在腦海中激發出無數好萊塢大片般的勁爆場景。

前兩年的《建國大業》，《建黨大業》為主旋律的商業化開了一個好頭，儘管觀眾對其褒貶不一，但其追求商業賣點的開拓精神值得肯定。可惜的是，這種創新也僅僅是個嘗試，之後再也沒有任何有新意的主旋律影片面市。

上文所述的以反面人物為主線的主旋律拍攝方式只是我「靈機一動」而已，未參考任何國家相關政策，能否真正實施有待商榷。創作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一種能夠既能夠滿足政府宣傳需要，同時還可以照顧到普通觀眾欣賞口味的拍攝方式。這兩種需求本不不是魚和熊掌的關係，只是需要一定的智慧、勇氣，甚至一點運氣，才能兼得。但遺憾的是，「文件助推」和「組織觀看」的市場運作模式助長了主旋律影片創造者們的不思進取，甚至促生了「賴藥性」，因此他們不會有動力和激情在此類題材上冒險進行哪怕一丁點的創新，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主旋律影片恐怕依舊需要「組織」才能觀看，而觀眾們的此起彼伏的鼾聲也將作為一道獨特的風景長期與之形影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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