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中国：关于中国主旋律电影

前几日接到通知，全体党员前往影院观看影片《天上的菊美》。第一感觉这是个唯美的爱情电影，但在意识到所谓“党员”观看的前提后，我已经可以断定这又是一部政府推荐，企事业单位买单的主旋律组织片。

上一次“被”组织看电影是去年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至今对当时的场景还记忆犹心，倒不是因为影片的情节多么引人入胜，而是伴随影片始终的，那抑扬顿挫，高低不同的鼾声。而我们即将观看的这部《天上的菊美》，估计也难逃“催眠大师”的命运。

作为电影爱好者，我从不排斥任何类型的影片，主旋律影片也并不会因为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性而遭到排斥。

主旋律影片一般分为两类。其一是以特定历史事件为刻画重点的，如《开国大典》《建国大业》《大决战》；另外则是以特殊人物为刻画重点的影片，如《焦裕禄》《郑培民》。这两种影片的“主旋律“可以因题材不同而进行个性化的修饰和创造，而其作为党和政府宣传教化工具的属性却在建国60余年来从未有过些许改变。

《天上的菊美》是以四川藏区的基层干部菊美多吉的亲身经历改编，刻画了其不辞辛劳为人民服务，直至突发脑溢血而去世的故事。笔者对类似题材并不反感或抵触，毕竟这是国家宣传需要，无可厚非。而另我厌烦的是，在手机可以点菜，汽车可以无人驾驶的时代，主旋律影片依旧沿袭着已保持60余年的僵化，呆板，一成不变，千篇一律的表现方式。

以人物为主线的主旋律电影，从上个世纪的《焦裕禄》《孔繁森》，到近年来的《郑培民》《第一书记》《雨中的树》，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基层干部，他们在银幕上无一不是“全方位无死角”的高大全式形象，而观众们在数十年的教化中早已练就出极强的抗药性，甚至是逆反心理，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推断，此类电影传播党和政府意识形态的职能正是因为选材和刻画方式上的因循守旧而迅速的被弱化，其试图传达的价值观也因此难以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接受。

其实，此种退化原本可以避免。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相对于几十年如一日的好人好事给人带来的乏味和厌烦，贪官们的故事对于百姓们来说却是如此之神秘，新奇，因此从不缺乏关注。如果以某些引起社会轰动的贪官作为人物原型，用一部电影反映其由正转邪，由俭入奢，贪污堕落，以致最后东窗事发，被绳之以法的全过程，且不说其教育意味深刻与否，仅其可看性就远胜于以简单直白的正面描写所塑造的人物和故事。

记得某年自驾去河北，在某休息站看到一辆汽车残骸，注释上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因酒后驾车造成几死几伤的重大交通事故。我想这一块扭曲变形的残骸足以震撼所有曾经在此停留的人们。反观电影，如今百姓已经不在乎那些清正廉洁的官员们所造就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因为再多的清官也比不上某贪官伏法更大快人心，主旋律电影如果能够换换思路，通过表现贪官覆灭的过程，一来可以让百姓认识到政府整治贪污腐败的决心，二来也能像那辆汽车残骸一样对心里有鬼的官员们多少起到点警醒作用。

拍摄正面人物的事迹很难融入有效的商业元素，而如果以贪官的生涯为主线，在不考虑“政治敏感性”对戏剧夸张尺度限制的前提下，导演融入商业元素的机会也要远高于前者。那些“官场争斗，包养情妇，暗杀迫害”，以至最后被我公安干警追捕所引出的枪战，追车，爆炸等等都为影片提供了商业包装的机会。比如前两年全国闻名的薄熙来一案，其在民间造成的话题性不亚于当年陈冠希的“艳照门”，之前从官方和坊间流传出信息中不乏“三角恋，毒杀，迫害，刑讯逼供，叛逃”等字眼，对于我这样的影迷来说，光靠阅读这些词汇就能在脑海中激发出无数好莱坞大片般的劲爆场景。

前两年的《建国大业》，《建党大业》为主旋律的商业化开了一个好头，尽管观众对其褒贬不一，但其追求商业卖点的开拓精神值得肯定。可惜的是，这种创新也仅仅是个尝试，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有新意的主旋律影片面市。

上文所述的以反面人物为主线的主旋律拍摄方式只是我“灵机一动”而已，未参考任何国家相关政策，能否真正实施有待商榷。创作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一种能够既能够满足政府宣传需要，同时还可以照顾到普通观众欣赏口味的拍摄方式。这两种需求本不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只是需要一定的智慧、勇气，甚至一点运气，才能兼得。但遗憾的是，“文件助推”和“组织观看”的市场运作模式助长了主旋律影片创造者们的不思进取，甚至促生了“赖药性”，因此他们不会有动力和激情在此类题材上冒险进行哪怕一丁点的创新，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主旋律影片恐怕依旧需要“组织”才能观看，而观众们的此起彼伏的鼾声也将作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长期与之形影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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