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談中國：高考生的「春夏之交」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這是現今國內公開材料中對六四最普遍的表述。曖昧、隱晦，太輕易地在大多數年輕人浮躁的視野中溜走。一個屬於父輩的歷史經歷，沒有刺激的音樂和明星，沒有智能手機和IPAD，更遠離高考大綱要求的知識和能力。一個正常的高考生怎麼會關心這段歷史呢？況且，偶爾在生活中表露一些激進的言論，就會被長輩們瞪大眼睛警告說：千萬不要成為當年的蕭斌。

蕭斌，六四後作為一個普通民眾偶然被外國電視台採訪，發表了一番「反革命言論」，便被電視台全國通緝，最終被鄰居婦女檢舉，判刑十年。他剛好是我的同鄉，他發表言論的地點便是我天天路過的廣場。直觀而具有衝擊力，真是一個絕妙的反面教材。

「勿談國事」！不止一次地被這樣警告。政治話題，成了日常交際中的洪水猛獸，好像動不得土的太歲，萬一不慎就會使你丟掉身家性命。提到了政治，同輩人頓時緘默不語，與之相伴的是謹慎和畏懼的目光，然後便給你扣上「憤青」的帽子，讓你住嘴。「政治太複雜和危險」，「跟我沒多大關係」，「我只想過好自己的生活」。這是我聽過的最多解釋。

作為一個即將面臨高考的文科生，歷史和政治又是必修課。為了迎合高考的解題思路，我們都不得不極力清除個性化的思維方式來追求所謂的「正確」。偶爾遇到一道歷史圖表題，發現我國外貿額在1989年突然下滑，之後又迅速恢復正常。雖然本題沒有在此設問，但這不尋常的變化也激起了一些同學的興趣。這是老師便冷冷地回答：「那時我國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遭受西方國家的貿易封鎖。」貌似簡單明瞭，其實什麼也沒說。今年高考恰巧遇到了考綱革新，政治科目中加入了十八大以來的一些新思想。改動太大，只能重新購買新版教材。打開新版政治教材，發現所有胡的照片都被換成了習。這就是政治嗎？

然而，獨立人格不願拘泥於時代的禁錮，互聯網的管制阻攔不了尋求真相的心聲。我看到了那個激情如火的八十年代，那一批朝氣蓬勃的年輕人，他們當時的年齡與現在的我們相差無幾。我更體會到各種觀點的交鋒，各種立場的呼號。左與右，內與外……我個人的觀點逐漸從偏執一方到逐漸中立，從憤懣不平到日趨理性。我更願意把整個事件置於宏大的歷史背景和錯綜複雜的現實因素中來評判是非。我更願意稱現今為「後六四時代」，我驚訝於六四對當今的影響貫穿在人們心理和行為的點點滴滴。

正如鄧小平所言，六四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決定的。有人說，專制者並不一定出於專制者的選擇，或許運動的參與者也是如此。中國的民主化囿於龐大的身軀而形成的巨大慣性，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它遵循著一定的客觀發展節奏，不是人力能夠改變的。蠻力或許能有短暫的成效，但最終不利於整個機體的有序發展。民主社會絕不僅僅是「自由」、「平等」、「人權」等等的口號，更不是簡單的一人一票，而是一系列的公眾政治參與和協商機制。假使六四獲得了一時的成功，甚至學生掌握了政權，難道他們就有足夠能力建立這個機制嗎？中國的龐大機體與內部複雜性，決定了它的民主化節奏與東歐不同，與蘇聯不同，更與海峽對岸的台灣不同。畢竟，中國現代化光起步就晚了幾百年，民主化豈有趕超之理？然而，公眾政治參與和協商機制也正是要依靠一次次切實的公民參與才能真正建立。沉默而卑微人們，終究還是臣民。喪失了說話的尊嚴，便只會在唯唯諾諾中盡顯猥瑣和貪婪。面對層出不窮的所謂「道德滑坡」，其本質在於臣民社會的服從和卑微造就了一批草芥一樣的自我認知，使責任感和使命感喪失了有力載體，公共道德自然不復存在。

沒落，麻木。這是後六四時代人們心靈的主題。人們匍匐在台階下面，望著廟堂的政治，逆來順受地好似要高呼萬歲。父輩們早已喪失了往日的激情。他們有的成為了體制的堅定擁護者和參與者，對維穩理論深信不疑。大多數人在淡忘，偶爾談起，一些文化水平較低的長者的人甚至要反過來問我，當年的那個運動具體在哪一年，目標是什麼。而另一批跑出去的，所謂的「民運人士」，據說自己也陷入了嚴重的内鬥。他們有的甚至與某教派團體結盟，進行那些白蓮教、太平天國式的低級宣傳。

偶爾網絡上冒出星星點點的紀念，也最終淹沒在了娛樂的大潮中，勢單力薄還要絞盡腦汁進行敏感詞規避。更多的，是新媒體上所謂「五毛」和「公知」的論戰。他們針對現今社會問題你一言我一語，最終還是在對大「V」的清洗中銷聲匿跡。前些年，政治體制改革還會常常被溫總理提及，然而如今卻湮沒在反腐浪潮中不見蹤影。街頭巷尾，更多的是所謂「大老虎」的隱晦流言，還有的就是由領土爭端而引發的極端民族主義呼號。

年輕人，他們更多關注的是娛樂。某明星出軌能引發連續幾周的討論。他們出奇地關注同性戀，自稱「腐男」、「腐女」，有時為鄰國限制同性戀婚姻而痛心疾首。他們僅有的政治能量，大多消耗在網絡論壇上拉幫結派的人身攻擊中。「科蜜」與「詹粉」的交鋒，某場裁判有爭議的球賽引發省際對罵，針對哈韓女生的所謂「腦殘不死，聖戰不休」……最可怕的是，他們學著父輩的樣子，逐漸成為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逐漸學會運用體制的漏洞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對理想主義的變革呼聲不屑一顧。人文學科大多被漠視，財經專業在高考志願中成了最熱門的寵兒。高中「出國黨」成群結隊地證明「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花大把錢財去念野雞大學混日子的也大有人在。女生們追求嫁一個好老公，嚮往幸福的主婦生活。每個人只關心自己的小生活，自耕農式的人生格局讓「社會責任感」、「公民政治」之類的東西成了笑談。

一談到政治，便是群體性的恐懼和疏離。常有「平反六四」的呼聲，而我卻擔心等到真正平反之日，沒有多少人會在意。誰願意「引火燒身」？即使是心懷熱忱的理想主義者，也只能把自己鎖在精神世界中存活。「躲進小樓成一統」，莫談國事，成了無意識原則。即使我也時常自我勸導說：「外物的形成和發展有其固有規律，人力往往難以掌控。只有文學藝術的廣闊和超越，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盡情施展的空間」，於是，要沉浸在文學藝術中，「率真率性的翱翔，尋求前所未有的自我解放。」

望著父輩的日漸衰老，聽著他們頑固保守的教導，不得不內心質問：難道他們真的是當年那批激情如火的年輕人嗎？或許，大多數的他們只不過是時代的從眾者罷了。他們跑了運動的龍套，跟著大流走，如今沒落到如此。他們只是歷史的一粒塵埃。正如當年的紅衛兵，被毛澤東大手一揮趕去了鄉下，成了失落的一代。也正如我們，在日漸固化的高考制度中擠破頭腦。自主招生考試貌似在尋求多元，實際上為特權的運作創造了巨大空間。

過去的事情存在於歷史記錄和人們的記憶中。在《一九八四》中，政權肆意銷毀歷史記錄，用「雙重思想」原則控制人們的記憶，由此完全控制了過去。然而，小說終究是小說，證據是無法徹底銷毀的，記憶是無法徹底淡忘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真相總有一天會毫無顧忌地通行天下。在又一個「春夏之交」的到來之際，我輩年輕人所面臨的不是運動的高潮迭起，而是高考。面對著當今的沒落和麻木與娛樂至死，如果要讓我選擇，我寧願回到六四前的那個八十年代，那個春雷乍響的年代，那個沒有智能手機和WiFi的年代，那個人們唱著搖滾樂，敢於關心政治，充滿了機會與可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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