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中国：高考生的“春夏之交”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这是现今国内公开材料中对六四最普遍的表述。暧昧、隐晦，太轻易地在大多数年轻人浮躁的视野中溜走。一个属于父辈的历史经历，没有刺激的音乐和明星，没有智能手机和IPAD，更远离高考大纲要求的知识和能力。一个正常的高考生怎么会关心这段历史呢？况且，偶尔在生活中表露一些激进的言论，就会被长辈们瞪大眼睛警告说：千万不要成为当年的萧斌。

萧斌，六四后作为一个普通民众偶然被外国电视台采访，发表了一番“反革命言论”，便被电视台全国通缉，最终被邻居妇女检举，判刑十年。他刚好是我的同乡，他发表言论的地点便是我天天路过的广场。直观而具有冲击力，真是一个绝妙的反面教材。

“勿谈国事”！不止一次地被这样警告。政治话题，成了日常交际中的洪水猛兽，好像动不得土的太岁，万一不慎就会使你丢掉身家性命。提到了政治，同辈人顿时缄默不语，与之相伴的是谨慎和畏惧的目光，然后便给你扣上“愤青”的帽子，让你住嘴。“政治太复杂和危险”，“跟我没多大关系”，“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是我听过的最多解释。

作为一个即将面临高考的文科生，历史和政治又是必修课。为了迎合高考的解题思路，我们都不得不极力清除个性化的思维方式来追求所谓的“正确”。偶尔遇到一道历史图表题，发现我国外贸额在1989年突然下滑，之后又迅速恢复正常。虽然本题没有在此设问，但这不寻常的变化也激起了一些同学的兴趣。这是老师便冷冷地回答：“那时我国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遭受西方国家的贸易封锁。”貌似简单明了，其实什么也没说。今年高考恰巧遇到了考纲革新，政治科目中加入了十八大以来的一些新思想。改动太大，只能重新购买新版教材。打开新版政治教材，发现所有胡的照片都被换成了习。这就是政治吗？

然而，独立人格不愿拘泥于时代的禁锢，互联网的管制阻拦不了寻求真相的心声。我看到了那个激情如火的八十年代，那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当时的年龄与现在的我们相差无几。我更体会到各种观点的交锋，各种立场的呼号。左与右，内与外……我个人的观点逐渐从偏执一方到逐渐中立，从愤懑不平到日趋理性。我更愿意把整个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和错综复杂的现实因素中来评判是非。我更愿意称现今为“后六四时代”，我惊讶于六四对当今的影响贯穿在人们心理和行为的点点滴滴。

正如邓小平所言，六四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决定的。有人说，专制者并不一定出于专制者的选择，或许运动的参与者也是如此。中国的民主化囿于庞大的身躯而形成的巨大惯性，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它遵循着一定的客观发展节奏，不是人力能够改变的。蛮力或许能有短暂的成效，但最终不利于整个机体的有序发展。民主社会绝不仅仅是“自由”、“平等”、“人权”等等的口号，更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而是一系列的公众政治参与和协商机制。假使六四获得了一时的成功，甚至学生掌握了政权，难道他们就有足够能力建立这个机制吗？中国的庞大机体与内部复杂性，决定了它的民主化节奏与东欧不同，与苏联不同，更与海峡对岸的台湾不同。毕竟，中国现代化光起步就晚了几百年，民主化岂有赶超之理？然而，公众政治参与和协商机制也正是要依靠一次次切实的公民参与才能真正建立。沉默而卑微人们，终究还是臣民。丧失了说话的尊严，便只会在唯唯诺诺中尽显猥琐和贪婪。面对层出不穷的所谓“道德滑坡”，其本质在于臣民社会的服从和卑微造就了一批草芥一样的自我认知，使责任感和使命感丧失了有力载体，公共道德自然不复存在。

没落，麻木。这是后六四时代人们心灵的主题。人们匍匐在台阶下面，望着庙堂的政治，逆来顺受地好似要高呼万岁。父辈们早已丧失了往日的激情。他们有的成为了体制的坚定拥护者和参与者，对维稳理论深信不疑。大多数人在淡忘，偶尔谈起，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长者的人甚至要反过来问我，当年的那个运动具体在哪一年，目标是什么。而另一批跑出去的，所谓的“民运人士”，据说自己也陷入了严重的内斗。他们有的甚至与某教派团体结盟，进行那些白莲教、太平天国式的低级宣传。

偶尔网络上冒出星星点点的纪念，也最终淹没在了娱乐的大潮中，势单力薄还要绞尽脑汁进行敏感词规避。更多的，是新媒体上所谓“五毛”和“公知”的论战。他们针对现今社会问题你一言我一语，最终还是在对大“V”的清洗中销声匿迹。前些年，政治体制改革还会常常被温总理提及，然而如今却湮没在反腐浪潮中不见踪影。街头巷尾，更多的是所谓“大老虎”的隐晦流言，还有的就是由领土争端而引发的极端民族主义呼号。

年轻人，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娱乐。某明星出轨能引发连续几周的讨论。他们出奇地关注同性恋，自称“腐男”、“腐女”，有时为邻国限制同性恋婚姻而痛心疾首。他们仅有的政治能量，大多消耗在网络论坛上拉帮结派的人身攻击中。“科蜜”与“詹粉”的交锋，某场裁判有争议的球赛引发省际对骂，针对哈韩女生的所谓“脑残不死，圣战不休”……最可怕的是，他们学着父辈的样子，逐渐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逐渐学会运用体制的漏洞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理想主义的变革呼声不屑一顾。人文学科大多被漠视，财经专业在高考志愿中成了最热门的宠儿。高中“出国党”成群结队地证明“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花大把钱财去念野鸡大学混日子的也大有人在。女生们追求嫁一个好老公，向往幸福的主妇生活。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小生活，自耕农式的人生格局让“社会责任感”、“公民政治”之类的东西成了笑谈。

一谈到政治，便是群体性的恐惧和疏离。常有“平反六四”的呼声，而我却担心等到真正平反之日，没有多少人会在意。谁愿意“引火烧身”？即使是心怀热忱的理想主义者，也只能把自己锁在精神世界中存活。“躲进小楼成一统”，莫谈国事，成了无意识原则。即使我也时常自我劝导说：“外物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固有规律，人力往往难以掌控。只有文学艺术的广阔和超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尽情施展的空间”，于是，要沉浸在文学艺术中，“率真率性的翱翔，寻求前所未有的自我解放。”

望着父辈的日渐衰老，听着他们顽固保守的教导，不得不内心质问：难道他们真的是当年那批激情如火的年轻人吗？或许，大多数的他们只不过是时代的从众者罢了。他们跑了运动的龙套，跟着大流走，如今没落到如此。他们只是历史的一粒尘埃。正如当年的红卫兵，被毛泽东大手一挥赶去了乡下，成了失落的一代。也正如我们，在日渐固化的高考制度中挤破头脑。自主招生考试貌似在寻求多元，实际上为特权的运作创造了巨大空间。

过去的事情存在于历史记录和人们的记忆中。在《一九八四》中，政权肆意销毁历史记录，用“双重思想”原则控制人们的记忆，由此完全控制了过去。然而，小说终究是小说，证据是无法彻底销毁的，记忆是无法彻底淡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相总有一天会毫无顾忌地通行天下。在又一个“春夏之交”的到来之际，我辈年轻人所面临的不是运动的高潮迭起，而是高考。面对着当今的没落和麻木与娱乐至死，如果要让我选择，我宁愿回到六四前的那个八十年代，那个春雷乍响的年代，那个没有智能手机和WiFi的年代，那个人们唱着摇滚乐，敢于关心政治，充满了机会与可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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