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彤談改革：「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的制度」

（注：本文不代表BBC觀點）

北京正在辦「改革開放四十年展」。據說，展板上沒有失誤和問題，只有成績；習近平新時代的成績佔四分之三，鄧小平等前領導的成績佔四分之一。

有人問，這合不合乎實際？

我對領導人功績大小之類的話題沒有興趣。我只知道中國的「改革」曾經關係到生和死。「改革」的生死存亡就是中國人的生死存亡；「改革」的主人，與其說是中共領導人，不如說是十多億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

毛澤東活著時，全中國只有他一個人是有主導權的活人。他說公有，私有就是罪；他要統購統銷，市場就被消滅了；他叫辦公共食堂，家家戶戶的鍋碗瓢盆就必須充公；他要你下鄉，就不准你呆在城裏；他認為什麼話是修正主義，說這種話的人就必須挨斗，有些人因此被打死。當時盛行的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不只是嚇唬嚇唬人，它是必須照辦的行動綱領。中國人要活，不擺脫毛澤東的制度是沒有希望的。

1976年以來，凡是有效的改革都是改掉毛澤東制度的改革。無論是撤銷「人民公社」，還是允許私人經濟，毛活著，沒有人敢試——敢試的人，不管大人物還是老百姓，一個個都被鎮壓了。是毛澤東之死，使改革出現了一線生機。

中國「改革」的衝天第一炮，是「人民公社」的瓦解。這瓦解，不靠黨的領導；相反，靠的是不願意服從黨領導的農民。開始時只有一個村，村民們背著中共，冒著生命危險，自作主張決定，秘密分田到戶（當時叫做「包產到戶」）；後來全國農民紛起，風起雲湧，勢不可擋，終於把毛澤東的黨用來禁錮中國農民的那個把蘇聯集體農莊與東漢「五斗米道」拼湊而成的「人民公社」制度，送進了歷史垃圾堆。

「改革」的第二件大事，恐怕要數城鎮個體戶和其他私有經濟雨後春筍般的再生。為什麼說「再生」？因為在毛澤東死之前，共產黨已經在中國把私有經濟連根拔光，連補鞋剃頭之類的小攤頭，也被國家洗劫一空，「收歸國營」了。

毛一死，機會來了，被驅趕下鄉的青年自作主張，不聽毛的話，紛紛回城。回城之後何以為生？除了有門路的當了幹部，有「頂替名額」的當了職工以外，絶大多數都被黨「愛莫能助」。作為黨國的棄嬰，他們只能在「社會主義」體系之外自謀生路。所謂自謀生路，說白了，就是群起而走那條被毛和中共批倒批臭挖斷堵死了的私有制的「邪路」，當個「萬惡的私營者」。

1980年代初期，鋌而走險，重走私有之路的老百姓們，正是中國「城市改革」的發起人和「元老」。

接下來是洶湧澎湃的農民進城潮。歷朝歷代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家裏基本上是可以自由走來走去的。毛澤東自己就可以進長沙上學，進北京就業，也可以進上海法租界開會。韶山衝裏的毛澤東可以進城，別的鄉下人為什麼不可以進城？

問題出在「大躍進」。1959-1961年，四川、河南、安徽、甘肅等地餓死了幾千萬人。為了堵死農民外出逃荒的活路，中共全面地嚴厲地強化了戶籍制度。農村餓死人瞞得住，城市餓死人瞞不住。農民若進城，無論倒斃在街上，還是跟城市居民爭飯吃，都會丟盡「社會主義三面紅旗」那張偉大的臉。

毛澤東的黨對農民進城心存疑懼，稱之為「盲流」，視之如大敵。毛不死，農民走不動。毛死之後，農民躍躍欲試，動起來了。精壯勞動力不約而同，遠走高飛，進城找活路。勢不可擋，一開始就是幾百萬，接著上千萬，最後上億農民，潮水般湧進城鎮，默默地為國家創造著最高的剩餘價值，提供了最大的原始積累，客觀上使城市精英和黨官們嘗到了暴利致富和騰飛崛起的甜頭。

「改革」沒有悅耳的故事，沒有什麼玄虛，無非就是一群群的中國人不願做奴隸，要活下去。農民不要「人民公社」，要活下去；青年不要「廣闊天地」，要活下去；不願意被捆綁在土地上的人，要到有機會的地方去抓住活命的機會......。諸如此類，如此而已。「改革」的起源和主流如此，後來的演變和發展也大致如此。所以，「改革」的基調不是婉轉動聽的小夜曲，也不是威武雄壯的進行曲，不過是一些在高壓和重負之下起起伏伏的杭育杭育的喘息聲和嗚咽聲而已。

參與「改革」的隊伍是宏大的。許多中共黨員參加了「改革」。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勳......等著名的共產黨人都在其內。他們同情不願做奴隸的人。他們自己就是不願做奴隸的人。鬆綁、放權、讓利，搞活——總之，支持「改革」——表明了他們對各個領域「改革」所採取的立場和態度。

這種立場和態度，是毛澤東和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所不能容忍的。在不願意做奴隸的共產黨員們支持「改革」的同時，另外一些堅持毛澤東身後中國人必須繼續做奴隸的共產黨員們對「改革」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場和態度——討伐和鎮壓。以上這兩種力量的消長，形成了1980年代「改革」潮汐的漲落。

需要指出：「改革」一旦成為全社會的要求，明目張膽反對「改革」就行不通了。巧妙的辦法是打著「完善」、「深化」、「規範」諸如此類的旗號，把不願做奴隸的人的手腳重新捆綁起來。密密麻麻的審批應運而生。立項必須是「自己人」，不是自己人就必須尋租。黨國批准了，諸事順遂。黨國不同意，不給你許可證，生意做不成，貸款沒指望，打官司一定輸。教書寫文章拍電影，必須「七不講」，發消息必須和黨媒一致，否則非但一事無成，自己很可能吃官司，還得株連無辜的家人和親友。黨國的權力無限大，為所欲為，要徵你地就徵你地，要拆你房就拆你房，要你停產就停產，要驅趕「低端人口」就驅趕「低端人口」，說你犯法你就犯法。

這算什麼情況？你可以說「改革」已經死了，或變質了，異化了。你也可以說，「改革」是被「完善深化規範」了。當然，跟毛澤東時代相比，畢竟是進步了：現在，政府活了，黨官的「自己人」活了；而在毛澤東時代，只有毛是活的，連政府和「自己人」也是毛的僕人和玩偶，也不是活的。

以後會怎麼樣？我不會算命。我只是想，如果國歌的第一句不被修改，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在中國非但絶跡不了，而且少不了。

注：本文作者曾任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