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馬航事件暴露中國媒體的「軟肋硬傷」

馬航失聯，不僅因其與中國的關係，更因其涉及到航空風險這一全人類的議題，故而吸引全球關注。

按常規套路，探求與傳播該事件的5W要素、原因、影響等深層信息，本是新聞人當仁不讓的要務。然而時日漸進，懸案依舊。最初公布的星點信息，比如乘客身份造假、機長政治傾向等外圍信息碎片，除了激起更大的關注與猜疑外，無一構成追尋真相的判斷基礎。

媒體較量

猜想與恐慌蔓延，形成巨大的信息黑洞，亟待新聞專業人員填補。全球重量級的媒體、信息收集機構被其吸引，投入重兵。在「9·11事件」之後的世界新聞史上，這是罕見的大規模戰役。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哪個記者成為第一個向世界宣佈找到飛機下落的人，他將世界聞名，並將載入新聞史冊。實際上，當澳大利亞廣播公司主力記者隨機去探察疑似殘骸時，在中文網絡上已經有人談論這名「幸運兒」可能會獲普利策獎了。

在信息期待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同行逐鹿的媒體本身也成為關注的焦點，最先是越南媒體「不靠譜」，隨後是中國媒體只會點蠟燭哀悼，再到CNN、《紐約時報》、彭博社獲得馬航航線線索，媒體間較量的勝負立判。

這一結果自然引起中國新聞人的沮喪與反思。同行間也在感嘆，我們和西方媒體的差距之大，令人傷心。我的一個朋友、前《21世紀經濟報道》的國際版面負責人左志堅甚至在微信圈裏感慨：中國沒有真正的國際新聞。

此次國際報道的完敗，也確實有其深層原因，將條件制約、路徑依賴等等中國國際新聞報道與調查報道最為薄弱的一面暴露給公眾，倒也未嘗不是好事。

作為長期從事國際新聞報道的新聞人，我認為此次失敗，至少有幾個層面是可以探討和反思的。

第一個層面，首先是在調查的領域，新聞人與專業領域之間的交流渠道不暢通。

馬航失聯，涉及到專業的航空領域。這方面中國新聞人能獲取的資源與日常儲備極為可憐。在中國，民航是從軍用航空體系轉型而成，自身有保守傳統的一面。5年前我曾做過空難相關的調查報道，與某航空公司宣傳部門負責人打交道時，他會以國家機密為由迴避問題。以我的感受，除非為其公關服務的媒體人，否則很難在民航領域建立自己的人脈、資源。一旦遇事，要想獲得專業的知識支持，或者數據支持，非常困難。

其次，新聞管控制約，也讓記者無能為力。無論是空難還是高鐵事故，管理部門會有嚴格控制、制約或是關閉記者調查真相的渠道，類似的例子在中國新聞史上比比皆是。

如上兩條原因造成中國記者在涉及到相關的專業領域時，往往會有無處下嘴、蒼蠅碰壁的感覺。而臨時抱佛腳，倉促間建立與專業人士的渠道，其效果可想而知。實際上，由於缺乏長期的耕耘，記者對專業人士的表述也無法做出相對凖確的判定。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造成誤報。至於能夠獲取核心數據的機構，比如衛星管理部門等等，想都不要想。

第二個層面才是在國際新聞報道領域的專業性問題。這裏面既有認知水平、業務能力的問題，也有資源分配的問題。

以認知水平而論，中國人對於世界的認知依然處於啟蒙階段，缺乏對於異域文明的理解與適應。今日在海外報道中國人旅遊時的種種窘相便是例證。我做過多年中日關係的報道，而得出的結論是，在新聞層面上，中國人所缺少的不是對中日關係或對日本的理解，而是對世界的理解方式。

公眾整體缺乏符合時代的世界觀，做國際新聞的新聞人其認知水平也受其制約。在細節的技術層面，是當中國新聞人在國外報道時，面臨跨文化交流難題，文化震蕩更為嚴重。在宏觀的認知層面，則意味著大多數新聞人缺失和異域文明中的信息源溝通與交流的判斷力。崔永元的美國轉基因食品調查，即在這方面存在硬傷。

認知

僅僅在十幾年前，出國對普通中國人而言都還是難得的喜事，出國者回國要帶禮物，向親朋分享。近十幾年中國人對外交流雖然有了爆炸式的進步，但認知的改變並非朝夕間的事情。就像某國際新聞類媒體，號稱在國外百餘國家有數百記者，而其認知的水平、意識依然經常鬧出笑話，甚至會刻意歪曲和造假。

其次是業務能力問題。基於認知和經驗的匱乏，普遍意義上講，記者到國外做的，往往是以日常事件的表面觀察為主，至多輔以核心人物的專訪，並不具有足夠的儲備和訓練去面對異域，更難以挖掘深層次的新聞。比如，2010年某媒體去日本採訪海嘯災難時，當地難民秩序井然地躲在避難所裏等待安置，中國記者卻會發生夜困山間公路發微博公開求助的笑話，據說還有同行和撤退的華僑爭奪航班資源。

再比如，去一些戰爭地區採訪，便被冠以戰地記者的桂冠，殊不知戰地記者作為一個長期存在的類型，需要經過專業訓練，配以精凖有效的設備。

近幾年來，中國優秀的國際新聞報道與國際新聞記者並非沒有，但畢竟處於單兵作戰的境地，難以和西方成規模有章法的媒體同行媲美。

第三，媒體資源投入有限。中國國際新聞報道大抵分成兩派，一派為體制內媒體，有在國外駐站派出機構的權限。但這一派受體制約束較深，業務考核並不能完全按國際通用的標凖衡量。另一派為市場化的媒體。七八年前市場化媒體中的國際新聞基本以編譯與採訪學者為主，後進化為臨時外派和利用信息技術連線，建立資源。極個別媒體如《財經》、《財新》、《21世紀經濟報道》和《第一財經周刊》逐漸嘗試派出記者，在形式上趕上世界大牌媒體的步伐。

但這一現象的出現多集中在財經、金融和IT領域，並不像國外媒體的派出機構一樣，全方位涉獵所在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某種程度上說，假如有馬航失聯量級的全球新聞發生在財經領域，中國記者或可一戰，畢竟還有幾桿槍。現在而言，能夠在前面打拼的也只有鳳凰衛視這樣的海外華人媒體了。

一較高下

客觀說，全球近200個國家的諸多媒體中，能夠有能力和資源就全球議題進行報道的也就那幾家。雖然有些媒體，比如CNN的歷史並不久遠，但西方新聞業積數百年之功，其威力是建立在無數前輩血汗拼搏的堅固基石之上，能夠在競爭中拔得頭籌，當仁不讓。這些媒體能夠迅速調動資源，獲得相對更有價值的新聞，實現突破自有其道理。這一點，中國媒體人也不需要妄自菲薄。沒有長期的歷史積澱，便要與之一較高下，本身就不現實。

此外，以我個人體會，中國思想市場決定了國際新聞報道的特點與方向與世界頂級媒體還有不同。固然十幾年來，中國普通人與國際社會在人際層面和信息層面的互動基本暢通，但心靈上還存在一道頑固而厚重的壁壘，需要不斷地通過報道消解。

借用李普曼的觀點，中國人對世界的想像還沉浸在舊殼子裏。如果國人還在用40年前乃至一個世紀以前的觀念去認知當下的世界，那依我看即便此次同台競爭獲得勝利，也談不上有太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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