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科隆性侵案或成德国舆论转折点

新年伊始，在德国各大城市发生的跨年夜性侵案，震惊了全德国。

其中，德国警察局、政府和民众，对难民问题的态度颇值得深究。

1月4日，当科隆的性侵案首次曝光时，媒体的措辞极其谨慎，对肇事者的描述，仅限于“北非人或阿拉伯裔的外貌”。“难民”二字，决口未提。

1月5日，新闻发布会上，科隆警察局长和科隆市长坚称，在未确认嫌疑犯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性侵案与难民有关。

1月7日，曝光的警察局内部文件显示，事发当晚已逮捕15名嫌疑人，皆为难民。

1月8日，警察局长因掩饰难民作案的嫌疑而被解职。

政府和媒体在案件初期，对“难民”二字格外谨慎，而随着案件的持续发酵，日渐凸显的难民问题，则再也无法回避。

为什么德国警方在处理难民问题上如此敏感、小心，甚至以忽略和掩盖事实为代价？

为什么一向以批评政府、挖掘真相为己任的德国媒体，在案发初期也噤若寒蝉，对最易联想到的难民群体，只字未提?

“难民”二字，为何成为禁忌？

一种可能是，默克尔敞开大门接受难民的政策在国内已争议渐起。警察局对肇事难民的隐瞒，或是希望避免矛盾激化。截至到去年底，德国注册难民超过11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5%。如此庞大的数量，对政府行政管理的能力都是巨大挑战。此外，德国也没有英、法等过大规模接纳海外殖民地居民的历史和经验。许多民众对中东难民的融入能力持怀疑态度。近两年，随着Pegida（爱国欧洲人反西方穆斯林化运动）和AFD（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德国已有右倾苗头；跨年夜大规模的难民性侵，势必助长国内右翼势力，将现有的难民政策推向争议的风口浪尖。

如果说警察局和科隆市政府对案件细节的隐瞒有政治考量，那么媒体在事发前和事件初期对难民问题的集体噤声，则更值得深思。

首先，在性侵案之前，媒体更多聚焦在欧盟各国的难民政策上，报道多以数据为主。对难民本身初到德国的生活和融入情况，报道得少之又少。这使“难民”一词始终停留在一个空洞的概念上，缺乏丰满多元的形象。

其次，媒体对大规模外籍难民可能引发的文化冲突和融入困难极少触及。而这恰恰是德国民众最担心的问题。

德国如何为100多万难民创造工作岗位？难民可能对当地社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如何保证他们在新国家遵守新的法律和社会规则？

以性侵案为契机，媒体本应在第一时间对以上问题展开公开讨论和反思。

然而，“难民”二字仿佛房间里的大象，碰得到，说不得。在警方确认肇事者之前，任何对难民的揣测和联想，很容易被贴上“排外”“种族歧视”的标签。

而这恰恰是德国人的痛点，所有人避之不及的诅咒。

当年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排犹政策，致使六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二战后德国从政府到民间都经过了深刻的反省，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从此成为德国人心中背负的十字架，70年来从未敢放下。以至于今天，任何疑似种族歧视的排外言论，都会被口诛笔伐。

作为公共舆论的制造者，德国媒体自然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媒体。普通的德国民众，对难民的议论也很克制。当和我的德国朋友谈到难民性侵案时，他们常常欲言又止，谨慎小心:

“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新闻，就想到可能是难民肇事。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肇事者。难民之中也要分好坏，不可一概而论。” 30岁的克里斯在办公室里和我谈论此事时，先把门关上。

“我和同事聊到这事，都会确认四下无人。像我这样金发碧眼的典型德国人，一旦说出非议难民的话，很容易被人指责为种族主义。”33岁的安娜在法兰克福一家中国火锅店里跟我说，话到最后，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如果说媒体对难民的避讳还出于“政治正确”，那么德国普通民众对此的审慎态度则更体现了德国人自二战以来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可以说，对种族屠杀的反省，塑造了战后德国几代人的价值观和负罪心态。这已经超越了政治正确的范畴，而成为德国人共同的心理标记。

难民性侵案，可能会成为德国人卸下包袱、正视现实的转折点。毕竟，回避难民的负面影响，于解决问题于事无补。民众对难民潮的思虑和质疑，并不会因此消散；相反，由于找不到公共讨论的空间和消解的渠道，反而会愈演愈烈，转而诉诸于彻底排外的极右势力，促成极右的崛起。

德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放下历史的包袱，公开讨论外籍难民带来的问题，是未来社会融合的关键。一个经历了思想启蒙、平均教育水平高、对二战有着深刻反省的国家，应该相信自己的民众有能力理性地、有建设性地面对难民问题。

和德国人的欲言又止比起来，德国的外国人对难民的态度就轻松了很多。45岁的荷兰人伊丽莎白现居法兰克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年轻时曾在鹿特丹的难民营做过一年志愿者，对难民的态度开放友善，但却丝毫不避讳地说出自己的担忧:“德国现在接受的难民太多了，社会承受不了，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再这样下去，我会考虑移民。”

（责编：欧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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