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全球气候变化与文明转型

全球气候谈判，如从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全球峰会算起，已经走过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程。尽管在此期间，各国就碳排放达成过京都议定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变暖造成的灾难日益明显，科学论证一步步精确，于此相对的谈判进程却呈现出缓慢不前的态势。尤其是2009年哥本哈根缔约方第十五届大会没有能够达成可以取代《京都议定书》的协议，使得全球舆论大失所望。

自2010年起，全球气候缔约各方不得不重启新一轮气候谈判。按照预期，这新一轮谈判应于2015年在巴黎结束。于是世界舆论又将希望的眼光转向了巴黎。甚至有舆论将正在举行的巴黎第21届气候峰会视为拯救人类于气候变暖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此次巴黎气候峰会能否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足以控制地球在本世纪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的协议，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困难与希望共存

在笔者看来，此次巴黎气候峰会达成协议的困难与希望共存。相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巴黎峰会达成协议的条件较为成熟。作为此次会议的东道主，法国总统、外长以及民间气候大使穿梭于世界各国进行外交游说，法国国内公民社会、企业、专家、舆论等空前动员。法国在会议的组织工作上也费尽心血，企图为各国达成协议创造物质条件。

同时，此次会议之前，中国、美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为协议的达成奠定了有利基础。中法首脑今年11月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声明中关于五年盘点减排进展的建议进一步健全了全球减排机制。但是，阻碍哥本哈根峰会达成协议的因素并没有化解：如何解决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与新兴国家的排碳量上升现状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刻不容缓的支持发展中国家减排的气候融资与西方经济低迷不振之间的矛盾？如何使各国从一定程度上跳出一国之私利并站在人类整体利益角度考虑应对气候问题？实际上，巴黎气候峰会既可能达成协议，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也可能重蹈哥本哈根覆辙，与历史失之交臂。

不过，笔者并非悲观论者。在我看来，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动最为广泛，全球调动资源最多，世界各国舆论最为关注的世界性公共话题。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战争、饥饿，都不可能像气候变暖一样引起世界各国的持续关注并共同寻找对策、联合应对。气候变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化问题，它既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大量人类生产活动造成的后果，是全球化本身的一部分。同时人类组织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尝试又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在抑制气候变暖，寻找减排对策的制度化行动乃是人类共同面对灾害的壮举。不过，这一壮举能否真正达到目的地，却是对人类集体意志的严峻挑战。

2009至今，在环境领域，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环境格局更是急转直下。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之时，中国环境污染问题虽然已经甚为严重，但“先污染后治理”“污染的历史必然性”等说法仍然被广泛接受。全球气候变暖、自然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恶化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与中国相去甚远。然而，2010年后，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急剧增多，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无处不在。2013年，中国环境恶化更为加深，雾霾弥漫。污染正在成为中国民众生活、健康的头号大敌，环境保护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人类世”的概念

在国际层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经由科学论证、公民动员、公共讨论、官方谈判等多层次推进，世界对气候变暖的成因、机制、后果达成了基本共识。从观念到行动，从政界到企业再到公民社会，人类对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更为可贵的是，“人类世”（anthropocène）概念的普及也为人类反思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工具。“人类世”本是一个地质学概念，最早由荷兰化学家、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克鲁岑（Paul Crutzen）2000年提出。此概念认为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日益加剧的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超越了自然演变的进程。人类自此生活在一个新地质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活动主导了地球的演变。这一现象的结果不仅是地球自身演变规律的被打破，更是地球演变速度的加快。尽管目前还存在着争议，但科学界普遍认为，由于日益加剧的人类工业和经济活动，大量化石燃料的开采和使用，导致环境污染、人口增加、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人类正在快速改变气候、水源、地表乃至生物圈的自然演变和自我更新机制，将自然与人类本身推向危险境地。

“人类世”概念将地球史和人类史连成一体。在这一阶段，自然力和人力紧密相连、相互依存。这一概念的确立将人类置于地球变化的中心，从人类对自然及其自身活动的认识而言，无疑具有革命性的突破。正是由于此概念将地质的演变同人类活动联系起来，因而迅速从自然科学领域进入到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领域，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概念工具。同时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提到一个暂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在科学论证、实证观察的支持下，国际公民社会生态力量更为壮大，成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力军。

但是，从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峰会到2012年联合国里约+20可持续发展大会，各国政府及其代表的传统发展观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以发展的名义，以民族利益的名义而向地球无限索取的心态和取向压倒了向可持续社会过渡的诉求，致使两次会议均无法达成共识。

前台博弈的背后

不过，我们也不能仅仅从每年一度的联合国谈判的层面观察人类面向气候变化的应对。仅仅从这一层面，我们看到的只是各国为本国利益或集团利益的相互讨价还价，是将经济发展至于应对气候之上的短视立场，是民族国家主权与人类共同利益之争，是一边谈判一边加紧开发导致温室气体继续上升的暧昧游戏。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将联合国气候谈判看作是人类因应气候环境灾变的前台，真正起作用的实际上是在前台演出的政府代表背后的社会力量。

1997年，京都议定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与义务，然而，美国总统克林顿虽然签署协议，但国会从未批准这一议定书。之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也渐次退出此协议。换句话说，签署固然重要，遵循并付诸行动更为关键。从2009至今，气候变化的共识更加强化，力促能源革命与强力减排的国际公民社会与有关企业及各国政府的保守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此次巴黎峰会美国、加拿大乃至中国在谈判立场上的变化同公民社会的压力加大是不可分的。

同时，我们也应将气候谈判放到人类面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的大框架下观察，从而跳出狭隘的技术应对层面。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是一场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方位的检索、反思和应对行动。从能源转型的角度，如果说近代工业文明源于煤炭、石油的发现而是一种化石能源文明的话，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将是以再生能源为基础的全新的文明形态。

气候变化因而不仅关系到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持续的最基本层面如科学、政治、经济、生态等各领域，而且也关系到每一个公民个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正是从这一角度，气候变化需要落实到每一个公民个体的行动上，将碳足迹的尺度整合进自身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中。

不过，公民的个体行为只是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行为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换句话说，应对气候变化是社会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如要真见成效，绝不能止于各国政府在国际前台的签字和许诺。政府的承诺不仅需要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推动，而其落实更是需要社会发展模式、国家治理方式，公民参与方式和途径彻底更新才能真正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责编：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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