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新冠疫情暴露出的不平等现象

扎基尔（Zakir Hossain Khokan)几乎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他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无法获准出门了，只能呆在宿舍里。他同寝室里还有另外11名室友。

房间里除了6个铁架子上下铺床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人们把手巾和衣物随意挂在床前，作为一点屏障，为自己提供一点隐私和私人空间。

扎基尔说，他们每天从早到晚都呆在房间里，无法外出，就像监狱一样，对人真是一种折磨。

扎基尔表示，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呆在房间里根本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扎基尔之前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但他已经恢复健康并重返了工作岗位。本来，扎基尔以为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6月份的时候，他所住的宿舍已经不再有新冠病毒。但是，8月份新病例又开始在宿舍区爆发。

像另外几千名外籍劳工（新加坡叫客工）一样，扎基尔又接到命令要自我隔离了。

城市建设者

新加坡本来由于对新冠疫情控制得力而受到赞扬，然而，当病毒在外籍劳工的宿舍里开始传播时，新加坡防疫成功的形象开始瓦解。一些活动人士说，新加坡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目前，新加坡本地居民每天所报告的单日病例并不多，人们开始返回工作岗位，电影院也重新开放。餐馆里又可以听到人们的欢笑声了。

然而，许多新加坡的低薪工作者却仍然被关在室内，面临不确定性。他们就是帮助建设新加坡的建筑工人。

新加坡从今年1月底发现了第一起新冠输入病例，几周以后就扩大到100多例。

新加坡很快起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接触者追踪项目，并推出了全民新冠病毒追踪软件。公众提高了警惕意识，交流和传达渠道明确畅通。

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曾称赞新加坡的模式为“近乎完美检测的黄金标准”。

但是，新加坡大多数人口有所不知的是，一场危机正在酝酿中。

定时炸弹

新加坡的外籍劳工有30多万人，他们主要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等国。这些人主要工作在建筑和制造业，拿着较低的薪水。

他们的居留权与工作直接挂钩，其雇主必须要为他们提供住处。他们每天乘坐拥挤的班车到工地上班，下班后和其他宿舍的劳工一样面临拥挤的居住环境。它无疑给新冠病毒的传播制造了完美的条件。

由于没有法律规定上限，在新冠疫情前，每间宿舍的住客多达20人都很正常。

3月下旬，移民权利组织“客工亦重”（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 ，TWC2) 警告说，无可否认病毒有在这一群体中再次爆发的风险。

新加坡实施的部分封锁隔离措施基本上控制了病毒在公众中的传播。但之前活动人士所发出的警告不幸被言中，每天在外来劳工中都有数百例新感染病例。

因此，从4月中旬开始， 新加坡政府开始公布两组数字：一组为当地居民社区的感染病例；另一组为劳工宿舍中的病例。

这两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区感染数字极低，但劳工病例相比之下非常高。

梅西大学传播学教授莫汉·杜塔（Mohan Dutta）对BBC表示，跟其他大流行病一样，新冠也凸显了不平等现象。杜塔进一步表示，新加坡报告两组数字这一做法甚至让这种不平等更明显。

实行封锁

新加坡当局决定必须封锁这些劳工宿舍，大约1万名重要行业的健康劳工被转移到其他住处。但大多数劳工则在宿舍中实行自我隔离，在进行大规模检测期间，有些人甚至不允许离开房间。

然后，感染者逐渐搬离宿舍、进行隔离以及接受治疗。

跟新加坡普通民众不同的是，当这些劳工被隔离封锁时他们哪都不能去，每天有人把最基本的伙食送到宿舍。

而新加坡普通人在封锁期间还可以去购物、运动等等。

来自印度的拉哈告诉BBC记者，封锁期间不允许出屋，连隔壁房间也不能去。

有所改进

这一情况也迫使许多新加坡人面对和关注劳工的生活状况。突然的关注，加上新的卫生措施以及慈善捐助激增，让许多宿舍管理者开始改善劳工的居住条件。

51岁的印度劳工Mahalingam说，他原来的宿舍条件还可以。但现在宿舍的上下铺已经被单人床所取代，而且之间保持一定的有效距离。

从另外一名劳工所传来的照片上看，条件也有所改善，床位从原来的15张减到8张。

还有一名工人对BBC记者表示，他很幸运，他的雇主让他住到饭店里。

扎基尔没有那么幸运。来自孟加拉的他在建筑工地做项目协调人。在感染新冠病毒后，他在一家临时住所修养恢复。 康复后又回到了宿舍。

扎基尔告诉BBC记者，他4月中旬离开的宿舍，7月初返回宿舍时没有看到任何改善。扎基尔的宿舍大约42平米，里面住着12人。

扎基尔表示，当局告诉他们要保持社交距离，但在这样一个多人共享的小宿舍中如何能保持社交距离，真是开玩笑。

每一层楼大约有15个这样的房间，如果每个房间都满员的话就是180人，而这180人共同使用一个厕所、淋浴等设施，可想而知。

新加坡政府的指南规定，每15张床位就应该有一个厕所、淋浴和洗手池。

扎基尔还表示，宿舍管理人员要求住客保持清洁，但皂液盒中连洗手液都没有。

BBC联系了宿舍管理部门想听取他们的置评，但没有得到回复。

崩溃边缘

移民工权利团体Its Raining Raincoats的创办人迪巴（Dipa Swaminathan）对BBC表示，这样的居住条件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常态。

迪巴还表示，这些客工的宿舍、他们的饮食情况常年都是如此。

迪巴还说，人们之所以对这些不了解，是因为客工不喜欢投诉。他们对在新加坡的一切已经心存感激，如果他们感受到更大的压力，那就真的是要达到崩溃边缘了。

其实，关于新冠疫情中一些外籍劳工无法承受压力的故事已经时有耳闻，曾有几起自杀未遂、死亡或自残的报道。

一段广为流传（但无法得到独立核实）的视频显示，一名工人站在看似像宿舍窗台前，最后被其几个室友拉回屋中。

扎基尔本人也参与移民工慈善工作，他表示自己寝室里就有一些室友在给家人打电话时说已经受不了。

“他们哭着说想回家，”扎基尔说。

扎基尔表示，由于隔离的关系无法外出，显然不做工就没有工钱，而他们的家人还在等着他们寄钱。工资问题也加剧了这种精神压力。

扎基尔补充说，有些人得不到平时所挣的工资。

新加坡人力部对BBC表示，雇主必须支付所有全日制外籍劳工的工资，但对那些不能工作的客工，政府统一要求所有雇主支付工资也不太现实。

他们建议雇主应该与客工展开对话，就有关薪酬安排达成一个相互都能接受的方案。

承诺改善

新加坡政府已经承诺要进一步改善外籍劳工的条件。

新加坡政府说，到2020年底希望能将给每名客工提供至少6平米的居住面积。每个房间最多只能放10张床，床与床之间的距离至少要相隔一米。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承认，他们之前对客工宿舍条件的一些警告回应“存在不足”，但称任何“公共居住形式都存在风险”。

李显龙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国会发言中还为政府的做法做了辩护，称当时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充分的。尽管他承认政府的失误但同时表示，在战争迷雾中，不可能总是能做出完美的决定。

上个月，新加坡政府宣布所有住在宿舍中的客工都已经康复或是病毒检测成阴性。但就在几周后，在几个宿舍区内又出现了新病例。

而扎基尔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被解禁。他说，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能重返工作岗位，而且看到新加坡客工的状况得到改善。

扎基尔表示，他们许多人都已经在新加坡好多年了。他本人在新加坡已经有17年，感觉已经是新加坡的一部分。

“我们并没有要求他们像公民一样对待我们。只是要求把我们当人一样对待，把我们当成社会的一部分。如果能那样的话，就太好了，” 扎基尔说。

BBC记者陈炜斯（Yvette Tan）报道，BBC南亚视觉新闻团队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