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莎翁来伦敦：文化语言互文留白

舞台上的文化符号是否比语境和话语更容易翻译？中国国家话剧院（NTCC）在伦敦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用汉语上演《理查德三世》，且从舞台、戏服到唱法都带着京味；原本描绘英国中世纪玫瑰之战的莎剧换了一桌二椅、啼念青衣、趟马小生，而原作的戏剧张力分寸无失，又有了全新的文化和时代感，惊喜之余思路也不由得跟着翩飞。

早在二十世纪初，朱生豪先生早已译出莎士比亚的大部份剧作，且为此倾生尽命。朱生豪译本之精彩在于文字，因其多为阅读故，读来有朗朗上口之感。而莎剧原本是为舞台而作，从一定意义来说只有在舞台上能重现莎剧的生命力；而用英语之外的语言表演，则需要更流畅的译文、更直接的符号和更清晰的语境。

可以看出NTCC确实为此费心。漫步在泰晤士河畔，观赏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外墙上的海报一直是件乐事——今年NTCC那幅有京剧色彩的海报则明显地脱颖而出，让人眼前一亮；但也令人暗暗好奇，如何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来表现一部英国的历史剧。

大致来说，用另一种语言重新演绎文学作品通常会呈现两种方式：一是全盘改变，如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乱》（Ran，1985）。它虽然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但故事情节、文化背景全部做了修改，以日本战国时代为背景。第二种做法是仅仅翻译语言文字，而故事内容与环境不变。

NTCC的《理查德三世》可以说兼而有之：舞台和场景是中式的，但故事依然采用莎士比亚的原作。为达到戏剧效果，甚至加入了莎士比亚的另一出戏《麦克白》中的三女巫预言情节。舞台布景用了艺术家徐冰的「天书」字体：白色帷幕上大书「权力」、「欲望」、「战争」等与剧作主题相关的文字，飘逸中又古典峻美。仔细一看，其实这些书法都由英文字母组成，如「WAR」的W形似山字，A呈岭状，两边的R侧成峰，汇合两种语言，但传递同一种讯息，这份天才让人暗自叫好。散场后听人闲聊，这些细节有不少观众错过了，有些可惜。台上一桌二椅，人物扮相和作势都有京剧的影子（伦敦塔谋杀那幕还加了京剧《三岔口》那样的插科打诨桥段），对英国观众而言这就是一场富有异域特色的好戏，哪怕有语言上的隔阂。

就故事情节而言，《理查德三世》可能是最适合改编成中文演出的剧目之一：兄弟残杀、权力斗争……这些是中国历史故事中最所为人熟悉的桥段。舞台上对不同帝王重复的「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也符合历史叙述中对改朝换代的惯常描绘。这些情节再配上有战国、秦汉风格的服装、脸谱化的人物，即对英国观众呈现出富有异域风格的戏剧。

剧本和舞台的编排使得戏剧冲突更与众不不同：当安夫人（ Anne Neville，兰卡斯特的爱德华的王后，后为理查德三世之后）以青衣扮相上台，撒起白色纸花，清亮一曲哀唱时，所有观众都凝神倾听，离舞台最近的老太太甚至好奇地捡起纸花看个究竟。另外，每当有人遇害，就有两人扬起黑色轻麻布，将死者罩住带下台去，这样的处理不但简化了错综复杂的历史剧，使观众能够在情节中找到轴心、不至于在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节中迷失方向，也加深了戏剧冲突的舞台效果：黑幕遮蔽人物时让人倒抽一口冷气，也带来哀悼之情。再者，当死亡和诅咒降临时，代表鲜血的红色（最后是黑色）颜料从背景上方流出，顺着白布滴沿而下。这是权力相争、骨肉残杀中的诛与罪，被历史堙没、史书不曾记载的冤嚎和遗憾。尽管《理查德三世》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丑化理查德三世而歌颂开创都铎时代的亨利，因莎士比亚时期的君主伊丽莎白一世乃玫瑰战争中胜者都铎王朝的一员──但戏剧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戏剧的符号甚至是超越文化的，哪怕大半对话和唱词都未被翻译，舞台上的风云变幻依然令观众焦急、大笑、叹气和感动。

只可惜汉语版的《理查德三世》对文化和语境的「翻译」缺乏连贯性：安夫人既然有唱词，为何在玫瑰战争和剧中更为中心的女性爱德华四世的伊丽莎白王后却没有？一些人物也显得略为单薄。小王子以小生扮相趟马上台让人眼前一亮，但张口又是翻译过来的现代汉语，显得生硬且脱离语境。对原著的语境化已经包括了宗教上的改变——天主教僧侣成了佛教和尚，但大部份台词又带有明显翻译的痕迹，语言依然是英国的。哪怕有舞台烘托出的语境，这出戏从内容到叙述方式依然是中古英格兰，使人偶有不连贯的晃神之感。

徐冰的天书、演员的行唱念打、安夫人纸钱和唱腔……这些都清楚地向我们展示文化符号和语境是可以被翻译的；如果编排上有更多的连贯性，服装有更清晰的符号性，剧本翻译也更贴合舞台和语境，那么这出戏会更令观众沉迷，尤其是对中国文化有较为深入了解的观众，而不致被偶尔的不连贯性打断。

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刻意塑造的文化差异背后更广阔的世界。这场面向英国观众的汉语莎剧，确实要用「中华文化」作为特色，但同时表现的是超越不同文化的意义。譬如，徐冰用英文字母汇成汉字书法而表达同一种信息，就是共享了不同文化中相似的符号。连于2009年辞世、曾被誉为文化比较之父的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本人也曾承认，我们对文化现象的解释很多时候依赖于简单的对比，试图发现特定的文化样式，有时是落于形式的徒劳。另一结构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60年代提出「互文性」的概念，认为文本的意义并不独立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本的相互照映中形成。

由此引申，有时在翻译上的留白，反而能映衬出翻译者在翻译时不仅有借鉴，更有创作的空间，也为读者预留了同样的创造性过程。对「文化」和「语境」的转化和翻译也是如此。一出为舞台而重译的《理查德三世》便是在对原剧的借鉴中创造了新的语境，观众在欣赏时便能够映照两种文本和它们背后文化语境的各自灵妙之处，也能够意会超越这些元素的意境。此次表演为喜剧效果而留用的一小部份英文台词，则刚好是对互文和留白的体现。一份恰到好处的互文和留白，也许是达意的最好方式。

（责编：晧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