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英国人（下）

BBC中文网记者前往英国北爱尔兰追寻一位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奋不顾身为地下抗日者传递重要文件、陷日本侵略者于国际孤立的英国人的传奇历史。

北爱尔兰的长老会总部位于贝尔法斯特市中心，这个教堂建筑宏伟、气势庞大，顶部的钟塔每到准点就会发出悦耳的钟声。而历经风雨的大理石墙面则似乎默默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在这里，我找到了长老会派往中国东北的传教士倪斐德的正冠照片，那是因为他在东北的传教的成就，于1936年当选爱尔兰长老会总部大会主席后短暂返回贝尔法斯特出任时的照片。虽然早已过了60花甲之年，但眼神中似乎27岁不畏艰险前往东北的英气未减。

1932年，他曾奋不顾身地为沈阳基督教会里的抗日人士向国联调查团递交秘密报告，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事实。因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恼羞成怒的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并于1937年悍然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

日本关东军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所述“在沈阳期间曾得到一些大学教授、教育家、银行家、医学家等人士”反对日本侵略、成立伪满洲国的表述怀恨在心，进行了深入的秘密调查。

大逮捕行动

据马克·奥尼尔在其所著的《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书中说，1935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日）深夜，“伪满洲国”的军警启动了大规模的反教会逮捕行动。驻伪满长春的日本大使说，传教士被教会中混入的共党分子利用。“40多位教会主要领袖和信徒、牧师、医生、教会学校学生及教会医院职员等被捕。”军警还逮捕了沈阳两家最大的英国企业汇丰银行和英美烟草公司职员，并对他们拷打审讯，试图逼供他们交待背后的共产党组织。

据中国媒体近年来公布的有关情况，当时，日本军警发动的大逮捕行动中，9君子里除少数人逃脱外，大部分均被逮捕入狱，巩天民、刘仲宜、刘仲明等被怀疑是向国联调查团投诉的要犯，受到严刑拷打和残酷审讯。日本军警试图找到他们背后的地下抗日组织，但他们都没有透露有关信息。不过，曾经留学英国的刘仲宜教授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终生未能痊愈。

之后，在英国基督教会等方面的营救和担保下，9君子中的被捕者获得保释。

在“伪满洲国”的危险状况下，倪斐德夫妇没有选择撤回英国。倪斐德在当选爱尔兰长老会总会主席一年后，在1937年7.7卢沟桥事变之后，又携夫人远涉重洋返回法库，继续主持东北的教会工作。

也许是因为对传教士的信件检查原因，我没有在《长老会先驱报》中看到倪斐德就向李顿调查团秘密提供中国抗日人士文件的报告。但随着二战在欧洲战场爆发，伪满形势日趋恶劣，当局开始关闭教会的学校，禁止东北的基督教会和中国其它地区来往。

1940年，英美政府都建议和安排本国公民撤离中国东北。因为伪满洲国禁止所有外国人旅行，大部分传教士都就此撤离了。

大战爆发

1941年，倪斐德已经71岁高龄了，他和太太仍然不愿离开，决定留在当地。英国学者马克·奥尼尔说：“他和妻子在奉献出漫长和卓越的职业生涯后，早有无比充分的理由退休回乡，享受舒适的家庭生活，但他们已经在法库生活了40多年，……那里已经是他们的家了。”

“他们对法库基督教社区的感情，如同父母对于孩子。”

经历过义和团之乱、辛亥革命、日俄战争、军阀土匪等多年战乱的倪斐德已经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像许多中国东北人一样，认为“伪满洲国”的统治是不正义的，而且是不会长久的，所以他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希望等到日本统治者被赶走的那一天。

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日本对英美宣战后，日本将在沈阳的大多数外国人关押起来。

也许是倪斐德夫妇年愈古稀，也许是法库仍是偏远乡下，也许是倪斐德为人正直但待人友善，日本人仅把倪斐德夫妇软禁在家，不许和外人来往。

1942年4月，倪斐德夫妇终于被驱逐出境，乘船经过长达约半年的海上跋涉，途经日本和非洲莫桑比克（当年是日本与盟军交换战俘的中立国葡萄牙的殖民地），回到家乡贝尔法斯特。他们的财产、家园、教会、朋友，都留在了东北法库。

事业成就

倪斐德1952年10月7日在贝尔法斯特的医院辞世，享年82岁。他的夫人安妮4年后也与世长辞。夫妇两人都得到了教会对他们人品、事业的高度评价，特别是他们在东北传教做出的奉献和牺牲。

倪斐德在世之年，见到了日本侵略东北的彻底失败：日本傀儡“伪满洲国”成立十年后，在当时世界上约有80个国家或政权中，仅得到以日本、德国、意大利为首的法西斯轴心国、日本占领控制的东南亚三国、欧洲和南美的独裁政权、前苏联和蒙古约20多国承认，1933年美国通告世界各国不要承认“满洲国”。1934年英国表示永不承认“满洲国”。

1945年8月8日，苏联照会日本，将于次日对日本宣战。随后苏联红军攻入满洲，一举击败关东军和满洲国军，伪满灭亡。8月15日，日本帝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倪斐德夫妇有生之年再没有回到东北，和9君子失去联系，但他帮助转交的抗日人士致国联调查团报告作为伸长国际正义的一份重要文件，已经珍藏于联合国图书馆，而他和他夫人近半个世纪在东北的传教工作也在当地开花结果。

也许他们想不到，9君子中数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医学界的泰斗，刘仲明成为中国治疗结核病的首席专家，巩天民后来曾任辽宁省副省长。

也许他们想不到，当马克·奥尼尔80年代走访法库时，当地的老人们有人还记得“倪牧师”的事迹，而法库教堂里面墙上，倪斐德当年的手迹焕然一新：“主之荣光、充满大地”。

也许他们想不到，基督教信仰已经在中国扎根并发扬光大，成为纯中国化的教会。仅沈阳地区现在就有新教教堂近30所，信徒十几万。整个东北的长老会信徒则有数十万。

孔子学院

也许他们想不到，随着华人移民的日渐增加，贝尔法斯特也有了自己的华人教会。

也许他们更想不到的是，正如当年他们把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传播到中国，中国文化也传播到了北爱尔兰。奥斯特大学成立了孔子学院，受到北爱尔兰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欢迎，数百名北爱的儿童在孔子学堂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倪斐德夫妇19世纪末远涉重洋、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故事。

今天，贝尔法斯特干净整洁的大街上车水马龙。70、80年代发生的教派冲突早已偃旗息鼓。这个曾是英国重要工业城市的街道和建筑的基本格局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定型，到今天也没有根本性变动。我在想，当年倪斐德夫妇为什么要离开这个金融商业发达、造出泰坦尼克号的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前往中国东北乡下没有水电现代设施、没有舒适的生活，但有着严寒、艰苦和危险重重的法库呢？

在倪斐德所著的《东方的召唤》（The Call of the East）一书中，我找到了原因：“脚下的路通往远方神秘的世界，勇于冒险的血液灌注了年轻的心中，年少轻狂的脉搏里传出内心深处的低语，平和而清晰，那是耶稣的呼唤。……于是我们……敬畏颤抖着跟随他……走向人间极乐的奉献之途。”

（责编：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