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英国人（上）

BBC中文网记者前往英国北爱尔兰追寻一位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奋不顾身为地下抗日者传递重要文件、陷日本侵略者于国际孤立的英国人的传奇历史。

在英国贝尔法斯特爱尔兰基督教长老会历史研究所里，我试图大海捞针式地寻找着长老会传教士弗里德里克·奥尼尔先生（Frederick W S O’Neill，中文名倪斐德）从中国发回的点点滴滴信息。

非常熟悉长老会历史的资料管理员瓦拉里·亚当斯女士得知我的来意后，就帮我查找出一本本上世纪30年代长老会厚重的《长老会先驱报》复印集，这些历史文件汇编是长老会派往中国、印度、欧洲、非洲等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定期往贝尔法斯特总部发回的报告。

翻开1936年的一份《长老会先驱报》，奥尼尔先生的大幅照片为封面的形象印入我的眼帘，那是他因为在海外传教的成就当选为爱尔兰长老会大会轮值主席（Moderator）后，短暂从东北返回北爱时的照片。

亚当斯女士说，在爱尔兰长老会里，当年像奥尼尔先生这样自愿前往世界各个艰苦困难地区的志愿者并不在少数，在奥尼尔先生去中国的18年前，爱尔兰长老会已经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批两名传教士。在1869到1951年期间，前后共有91名爱尔兰长老会传教士前往中国东北，其中48名为女性，其中一些专业的外科医生或护士成为在中国传播西方医学的先驱，也有一部分传教士本人和他们的孩子在中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世纪末奥尼尔先生被派往中国的时候，整个爱尔兰还都属于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奥尼尔夫妇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东北居住和生活，他们在那里经历见证了清末皇朝、辛亥革命、日俄战争、军阀割据和中国东北“伪满洲国”直到二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说，与其说他是个爱尔兰人，或者是个英国人，但不如说他成了一个中国的“老东北”。

动荡的岁月

奥尼尔先生和他的传教士同事们发回的一篇篇文章和老照片把我带回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

长老会的传教士们从中国发回的报告内容五花八门，除了传教布道以外，远涉重洋到中国的传教士和他们的亲属介绍了他们生活在中国的日常经历，包括和西方世界大相迥异的中国水土、景观、文化、礼节、习俗、家庭、儿童、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状况。

可以看出，这些传教士不仅传播了基督教神学或医学，也是西方和中国文化交流沟通最早的使者。也许以现在国际化的眼光看，这些报告的内容恐怕都是基本常识，但在上世纪早期，在东西方相互了解极端贫乏的时代，这些报告来之不易。

虽然这些报告是以西方传教士的眼光试图以中立的态度去看待当日的社会，一些对社会环境的描述粗略勾勒出东三省在二战前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作为侵华的第一步武装占领了东三省，建立起傀儡政权“伪满州国”，并希望得到国际承认，使其武装吞并中国第一步合法化。

奥尼尔先生和部分传教士同事们都曾在报告中提及东北当地的中国人和从控制满洲铁路开始、不断加剧侵略东北的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

也许西方传教士们因为外国人的身份，并没有国破家亡的东三省人民的遭遇那么悲惨曲折。但在历史的大环境下，通过传播上帝福音济世救民的奥尼尔先生的命运也因为日本帝国侵略中国发生了转折，和中国东北抗日联系起来。

在东北安家

弗里德里克·奥尼尔先生从小生长在北爱尔兰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富裕家庭里，毕业于当地精英就读的中学和女王大学。他笃信宗教，没有像很多毕业的同学校友一样去成为大英帝国的银行家、将军、企业家或者大法官，而是希望献身于上帝和教会事业。

1897年，27岁的奥尼尔先生被爱尔兰长老会派往亚洲传教，并被分配到环境险恶、生活条件艰苦的中国东北（当时俗称“满洲”）距离辽宁沈阳近百公里的法库。当年的东三省交通不便，没有现代水电设施、缺医少药、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法库是中国当时偏远地区农村的一个典型写照。

和一年四季气候相对温和的北爱尔兰相比，东北冬寒夏暑，长老会的传教士或者他们的孩子无法适应环境的、因病被迫离开的不少，甚至在当地死亡。英国作家马克·奥尼尔在其所著的《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书中说，他曾在北爱遇到当年在东北传教的年迈的修女，听她们述说上世纪30年代冒着零下30度严寒、坐着马车在乡间穿梭的往事。

在一些传教士发回的报告中可见，辛亥革命后，很多受到俄国革命精神影响的爱国青年学生民族主义意识激增，都把外国基督教传教士视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而保守的官府和权贵人士则将外国人的到来视为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威胁。

19世纪末和20世纪早期中国东北的动荡历史对怀着单纯的理想主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奥尼尔产生巨大冲击：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武力吞并朝鲜后正觊觎中国东北，不断发动挑衅。他亲历了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军队为争夺“满洲”展开大战给中国民众造成的灾难；他感受到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不断欺辱下，中国草根民众水深火热的动荡生活：土匪、鸦片、瘟疫、疟疾、战乱、饥荒、腐败，义和团排外骚乱、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日本侵略东北的混乱让他多次身经艰险。

“诚实友善之辈”

在动荡险恶的环境里，除了宗教精神支撑外，很多善良的中国百姓让奥尼尔先生逐渐在法库感受到“家”的感觉。他在其家信中表示，虽然自然和大社会环境险恶，“所幸吾相与之中国人皆诚实友善之辈”。他认识到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抵达中国后立即开始学习中文，并取中文名“倪斐德”，他很快还从英国接来未婚妻安妮（并要求她必须学汉语），两人在中国结婚生子，以法库为基地安家立业。

从27岁到72岁，除了间或跋涉重洋短暂返回欧洲，倪斐德夫妇在法库乡间居住了长达近半个世纪，除了战乱，倪斐德自己差点因为感染伤寒、疟疾染病身亡，他的两个年幼的儿子也因病夭折葬在法库。

虽有艰难险阻，倪斐德和他的教会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除了在法库当地出了建立教会以外，还开办中国社会当时亟需的现代科学知识的学校，为东北乃至中国贡献了很多杰出的专业知识人才。自从日本侵略朝鲜击溃清军时代开始，教会创办的盛京医院就在东北多年的战乱动荡中救治了无数中国官兵和百姓的伤病。。

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不少无法从传统的佛儒道信仰中得到精神寄托的中国民众信奉了基督教在传教的同时，睡炕头，穿长衫大褂，倪斐德夫妇融入了东北民众当地的生活，他们可能也不知不觉地已经开始从中国民众的角度来看待社会。

作为一名有高度道德感的人，虽然经历过义和团对外国人和基督教徒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倪斐德就反思并公开批评西方教会在不平等条约下在中国取得外国传教士治外法权的情况，认为这不仅无助于上帝福音在民众中的传播。

而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中国的节庆礼仪，也让久居东北的倪斐德认为，在中国传教也需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他主张培养中国本土传教士，特别是他向总部呼吁，不能简单将西方的传统强加到中国。为此他还受到了北爱家乡教会一些人士的指责和批评。

东北成了倪斐德夫妇真正的家，那里有他们的事业，有他们的教区和信徒，有教会和教会开办的学校、医院，有他们的朋友，有他们的房屋家园，他们五个孩子出生在东北（两个因病夭折），东北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

但这个时代却是东三省的多事之秋。

“伪满洲国”

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不少无法从传统的佛儒道信仰中得到精神寄托的中国民众信奉了基督教。倪斐德还积极主张培养教会中中国人的传教士，尽管他和当地一些中国教士和信徒也发生过矛盾。距离沈阳不远的法库成了倪斐德夫妇真正的家，那里有他们的事业，有他们的朋友，有他们的房屋家园，有他们的教区和信徒，有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四个孩子都出生在东北，那里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但他们所处的却是个多事之秋。

在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的行动越来越频繁猖狂，倪斐德夫妇选择安家的法库不幸正处在日本侵华的多事之地沈阳地区：皇姑屯事件、柳条湖事件、9.18事变、日军炮击东北军北大营等等。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随着中国的东北军和大批青年被迫流亡关内、抗日悲歌唱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之际，在东北的很多中国军民拒不接受“伪满洲国”的统治，组织起各种公开和地下的抗日活动。

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活动的镇压也日益残酷。研究二战历史的日本记者德本荣一郎近年查阅了当年日本侵略军的历史文件。他发表文章披露，当时的日军情报部门“怀疑在满洲的英国基督教会庇护亲共份子”。

长老会的传教士则向总部报告说，虽然在二战全面展开前，日本担心公然挑战西方列强对西方传教士的打压还有所顾虑，自从“伪满洲国”建立后，对西方传教士的跟踪盯梢、信件审查、旅行交友限制刁难甚至扣押审问也越来越频繁。而中国传教士仅因为受到怀疑就可能直接被日军警逮捕入狱、拷打折磨。

就像很多东北的普通中国百姓一样，倪斐德也越来越明显地感到无法在这个“家”里继续平安住下去了。

（未完待续）

（责编：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