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物价改革的“坎”和反腐

中国政府在经济放缓之际推进价格改革，试图破除垄断，让市场定价。价格改革能减少行政干预经济吗？

中国改革30年后经济虽高速发展，“量”变得巨大，但积累的“质”的问题很多。单从物价这一个侧面，就可以管窥中国市场存在的行政干预市场权力过大的问题。

近日，有中国的网民将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物价进行了对比：在中国月工资5千元人民币，吃一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百元，买条Levis牛仔裤4百元，买辆夏利车需要3万元；而在美国，月工资5千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20美元，买辆宝马车最多3万美元。

结论是，中国国内商品因为存在各种苛捐杂税，价格被人为抬高。

这种对比虽然有其片面或不全面的理由，没有考虑到在美国的其它生活成本和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但它是中国民间对低收入、高物价又一次发出的怨言。背后也显示民营企业在中国面对的困境。

这一对比说明中国经济发展让普通老百姓受惠有限，政府作为物价的监管甚至管控者难辞其咎。多年来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百姓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物价高企超出收入增长、通货膨胀影响生活水平表达不满，造出“姜你军、蒜你狠”、“早上带毛爷爷出门、晚上带美女回家”的各种段子。

经济学者张涛在其博客中曾经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税负高，且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速，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居民的实际经济福利受到负面影响。

市场定还是官员定？

众多经济学者也指出，中国商品的价格长期以来受到中国政府政策的主导，出口的“中国制造”扣除政府出口补贴、企业相互竞争等因素外，国内商品还受到环节众多、渠道冗长的庞大的流通及销售体系中政府相关部门在各个环节的层层加码，雁过拔毛，结果就是大幅度推高了商品的国内市场终端零售价格。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这一“收费经济”也越来越庞大，据公开资料，2013年中国企业年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

这种特色最终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政府价格调控潜力，进而困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中国企业、养老、医疗、教育等重大领域的价格负担。

近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召开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价格改革，更大程度让市场定价”，试图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要“一律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未经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

过去两年里，中国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作风转变，大力实施清费正税和简政放权”，但地方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政收费“暗度陈仓，阳奉阴违，照行不误”。

中国式反腐

就目前价格体制而言，普通百姓最关注的是牵涉其生活必需品的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的领域价格改革。这同时也是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进行价格改革的重点领域。

经济学者张涛就税务问题说，中央政府一直在通过技术性的调整，在修修补补，但因为是技术性修补，所以收效甚微，相应微观层面的民众对于自身的税负常有微词。现在价格改革被称为中国市场改革“必须过的坎”。中国政府是否会对税务体制做出根本性的改革呢？

中国的价格改革不是简单的降价或者涨价，目的是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定价。但市场定出的价格，不一定就能让公众满意。比如北京地铁目前的低价，是建立在政府的高额补贴之上的。

此外的现实是，垄断性行政费用也养活了庞大的“收费经济”官僚体系。在这一“坎”上的斗争中，中央的官员和“既得利益”官僚集团谁会获得最后胜利呢？

因为时下的反腐运动，让一些观察者将反垄断、减少行政干预和反腐联系起来。

近日，中国反腐运动将矛头指向一位“亿元贪官”：中国媒体称：在秦皇岛市城管局副处长级官员、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经理马某家中抄出的“1.2亿元现金，37千克黄金，68套房产手续”，正在调查马某的“凭借供水大权，多年来大肆敛财”。

虽然一位地方公共资源管理官员贪腐和地方水价并没有直接联系，但不论从经济学还是社会管理学“冰山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位基层官员怎么能有如此大的权力、有机会贪污到这么多资产？中国众多网民质疑说，这是某个人的问题，还是说明了中国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弊病？再进一步说，这种弊病能否借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机会消除呢？

（撰稿：立行/责编：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