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来鸿：寻找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愿景

“野百合”学运，今年整整二十年，可是在校青年学生对此好像没什么反响。为什么台湾学生运动没有形成延续下来的校园政治文化传统？政界学界各方面，在磕磕绊绊的民主化进程中，没能充分珍视当年学运的精神内核，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近来若干耐人寻味的争议，凸显出台湾正面临着民主化本身无法全面解决的价值追求问题，同时也将坚持社会运动、追求公平正义等议题，更紧迫地推上前台。

劳工问题曝光

由于富士康员工连续轻生引起国际关注，台湾通常低调处理的劳资纠纷，得到更多曝光。例如，洋华机电因为欠薪和资遣工会干部，劳资纠纷自去年至今不断。政府高官表态支持富士康大股东时说，郭台铭的困难就是国家的困难。洋华工会支持者质问：工人的困难就不是国家的困难了吗？

又如，马英九政府劳委会主委王如玄，反对国民党立委基本工资不适用于外籍劳工的提案，4月份表示，如果提案通过她就下台。富士康深圳厂区成为舆论焦点后，政府高官表示，欢迎郭台铭迁厂回台，可以为他开辟雇佣外劳的低薪专区。结果，不但社运人士大哗，媒体也无分蓝绿，纷纷表示不妥。

言论表达自由

从海峡对岸看过来，台湾一向有言论自由、媒体开放的美名。可是，到了岛内的具体事件，总有需要持续厘清的新问题。前年台大学生曾有“野草莓”运动,抗议《集会游行法》苛刻限制；去年公布施行《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时，也曾引起不少批评讨论。类似问题，常常涉及在法律层面如何细致谨慎地体现并保护一种追求公平正义的基本立场，关涉到体现核心价值的社会愿景。

高雄师范大学学生游行争取自主权限，校长在随后的校务会议上力主通过了修正学生奖惩条例：凡未经学校同意从事请愿、集会、游行活动者将记大过。校长并表示，这项规定不但适用于学生，也适用于教师，包括所有学生会、学生代表大会、任何系所、系学会，都不能以“高师大某单位”或“高师大某身份”出面。

与会的学生代表当时就强烈抗议，并已准备寻求宪法解释等相关法律援助。消息传出，报刊上的评论者不由得自问自答：这不是回到戒严时代了吗？我们实现民主难道不是也有当年学校师生冲破禁令、上街游行抗议的一份功劳吗？

强行征地惊现宝岛

同样被指为倒退到戒严时代的，是强行征收农民土地。其中最恶劣的一例，目前仍在持续进行中：随着数百警察拦阻村民，施工机械“怪手”挖起有待收获的水稻，捣毁良田。发令调动警力的苗栗县府，一口咬定这是“依法行政”。

有争议的地块，是因厂商要求扩充，县府出面配合。致力社运的苦劳网记者采访时，相关厂商和公营管理单位却都表示，近期并没有开发计划。据苗栗县地政处处长丘宏宗说，县府已签给承包商，这次主要是受到承包商压力。

诚如有识论者所说，大法官曾就征地释法，要求两造公平协商协调；征地的县府和被征地的农户，法理上属于有争执的两造，应该延请第三方，才能做到公平公正。现在县府强调曾经公告等“依法行政”，等于同时充当球员与裁判。

同样重要的也许还有社会要求与经济契约孰先孰后的问题。当县府面临承包商和村民两方面压力时，就执政正当性而言，村民有理所当然的优先权。如果县府不得已，必须赔偿承包商，那也只能说是县府执政失败，并无理由将经济损失转嫁给村民。

愿景应从社会长远利益着眼

台湾民主化以后长期陷入选举政治，政治人物精心策划斤斤计较，一切活动都围绕选战。在民主自由之外，选举口号或者纠结在省籍冲突，或者高呼“打拼经济”，而国家社会的长远愿景，常常难以进入议题。选战之外，社会也常常难以找到有效的政治干预渠道。

苗栗大埔的村民不满征收条件和协商方式，拒绝交出地权状，并因而遭到毁稻翻田。他们能做的，就和陷入劳资争端的洋华工会工人一样，只是到台北向总统“陈情”，跟中国大陆的上访相差无几。

无论是洋华厂工会的工人，是高师大的学生，还是被强行征地的村民，各个案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总数往往不足以威胁政客的选举前景。他们的问题能否得到重视和解决，必须要靠有积极参与精神的公民社会共同发声，才能迫使政治人物作出反应，也促使社会更严肃地对待那些事关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

读者反馈

此篇作者已先划好位再套入事件个案来攻击对手..这不入流文章贵通讯社也刊登..由本人来写我会先疏清个案事件的结构问题再来探讨大环境的影响。工人, 台湾台中市

Formosa Betrayed (被出卖的台湾) 被好莱邬拍成电影, 真的很想看看。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