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来鸿：寻找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愿景

「野百合」學運，今年整整二十年，可是在校青年學生對此好像沒什麼反響。為什麼台灣學生運動沒有形成延續下來的校園政治文化傳統？政界學界各方面，在磕磕絆絆的民主化進程中，沒能充分珍視當年學運的精神內核，恐怕也是重要原因。

近來若干耐人尋味的爭議，凸顯出台灣正面臨著民主化本身無法全面解決的價值追求問題，同時也將堅持社會運動、追求公平正義等議題，更緊迫地推上前台。

勞工問題曝光

由於富士康員工連續輕生引起國際關注，台灣通常低調處理的勞資糾紛，得到更多曝光。例如，洋華機電因為欠薪和資遣工會幹部，勞資糾紛自去年至今不斷。政府高官表態支持富士康大股東時說，郭台銘的困難就是國家的困難。洋華工會支持者質問：工人的困難就不是國家的困難了嗎？

又如，馬英九政府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反對國民黨立委基本工資不適用於外籍勞工的提案，4月份表示，如果提案通過她就下台。富士康深圳廠區成為輿論焦點後，政府高官表示，歡迎郭台銘遷廠回台，可以為他開闢雇佣外勞的低薪專區。結果，不但社運人士大嘩，媒體也無分藍綠，紛紛表示不妥。

言論表達自由

從海峽對岸看過來，台灣一向有言論自由、媒體開放的美名。可是，到了島內的具體事件，總有需要持續厘清的新問題。前年台大學生曾有「野草莓」運動,抗議《集會遊行法》苛刻限制；去年公布施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時，也曾引起不少批評討論。類似問題，常常涉及在法律層面如何細緻謹慎地體現並保護一種追求公平正義的基本立場，關涉到體現核心價值的社會願景。

高雄師範大學學生遊行爭取自主權限，校長在隨後的校務會議上力主通過了修正學生獎懲條例：凡未經學校同意從事請願、集會、遊行活動者將記大過。校長並表示，這項規定不但適用於學生，也適用於教師，包括所有學生會、學生代表大會、任何系所、系學會，都不能以「高師大某單位」或「高師大某身份」出面。

與會的學生代表當時就強烈抗議，並已凖備尋求憲法解釋等相關法律援助。消息傳出，報刊上的評論者不由得自問自答：這不是回到戒嚴時代了嗎？我們實現民主難道不是也有當年學校師生衝破禁令、上街遊行抗議的一份功勞嗎？

強行徵地驚現寶島

同樣被指為倒退到戒嚴時代的，是強行征收農民土地。其中最惡劣的一例，目前仍在持續進行中：隨著數百警察攔阻村民，施工機械「怪手」挖起有待收獲的水稻，搗毀良田。發令調動警力的苗慄縣府，一口咬定這是「依法行政」。

有爭議的地塊，是因廠商要求擴充，縣府出面配合。致力社運的苦勞網記者採訪時，相關廠商和公營管理單位卻都表示，近期並沒有開發計劃。據苗慄縣地政處處長丘宏宗說，縣府已簽給承包商，這次主要是受到承包商壓力。

誠如有識論者所說，大法官曾就徵地釋法，要求兩造公平協商協調；徵地的縣府和被徵地的農戶，法理上屬於有爭執的兩造，應該延請第三方，才能做到公平公正。現在縣府強調曾經公告等「依法行政」，等於同時充當球員與裁判。

同樣重要的也許還有社會要求與經濟契約孰先孰後的問題。當縣府面臨承包商和村民兩方面壓力時，就執政正當性而言，村民有理所當然的優先權。如果縣府不得已，必須賠償承包商，那也只能說是縣府執政失敗，並無理由將經濟損失轉嫁給村民。

願景應從社會長遠利益著眼

台灣民主化以後長期陷入選舉政治，政治人物精心策劃斤斤計較，一切活動都圍繞選戰。在民主自由之外，選舉口號或者糾結在省籍衝突，或者高呼「打拼經濟」，而國家社會的長遠願景，常常難以進入議題。選戰之外，社會也常常難以找到有效的政治干預渠道。

苗慄大埔的村民不滿征收條件和協商方式，拒絕交出地權狀，並因而遭到毀稻翻田。他們能做的，就和陷入勞資爭端的洋華工會工人一樣，只是到台北向總統「陳情」，跟中國大陸的上訪相差無幾。

無論是洋華廠工會的工人，是高師大的學生，還是被強行徵地的村民，各個案例中利益受損的群體，總數往往不足以威脅政客的選舉前景。他們的問題能否得到重視和解決，必須要靠有積極參與精神的公民社會共同發聲，才能迫使政治人物作出反應，也促使社會更嚴肅地對待那些事關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

讀者反饋

此篇作者已先劃好位再套入事件個案來攻擊對手..這不入流文章貴通訊社也刊登..由本人來寫我會先疏清個案事件的結構問題再來探討大環境的影響。工人, 台灣台中市

Formosa Betrayed (被出賣的台灣) 被好萊鄔拍成電影, 真的很想看看。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