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王岐山就“执政合法性”谈话新意不大

近日，“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现身讲话引起各方关注。王在会上提到中共执政合法性这个敏感话题。一些国际媒体评论认为，在多达60位中国国内和国际学者面前，可代表中共最高层意志的王岐山论述中共执政合法性，可谓“突破性”政治动作。

就此话题，BBC中文网早间采访了英国剑桥大学中国政治经济问题专家，在1980年代曾担任天津经济开发区主任的张炜博士，请他解读王岐山谈话有那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多少新意？

在王岐山“合法性”讲话是否有新意问题上，张炜主要认为作为中共最高领导层代表人物敢于讨论执政合法性问题并使用“合法性”这个词汇是个比较新鲜的事物，但是王岐山对中共执政合法性论述的本身却毫无新意。

张炜说：“其实毛泽东说过类似的话，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胡耀邦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他们讲话不是现在，因为合法性这个词，其实是比较新的一个东西，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以后，从英文词转化出来的东西。”

他分析指出，中国讲的合法是法律意义上的合法，而西方讲的合法性则包含法律或法理以及政治上的两重意义； 而执政合法性这个概念，更是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以后，是中国一些社会工作者从海外归来之后引入到中国政治语汇中去的。 正因为如此，中共领导人开始使用“合法性”这个词汇本身是一件比较新鲜的事物，但是其后对这种意思的表达并没有多少新意。

“源于历史”

据报，王岐山在对话会期间谈到中共执政合法权问题时说，中共执政合法性“源于历史”，由“人心向背”决定。

张炜认为，王作为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敢在国际场合谈合法性问题，是想表明他对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发展的了解程度，显示他是跟着世界潮流走的，也是需要一定政治勇气的，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他还认为，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话题被讲出来了，也说明围绕执政合法性问题的中共党内外议论越来越多，使中共高层也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也应被看作是一种进步。

但是，他认为王岐山最终对合法性的解释却仍然落入俗套，并没有摆脱共产党传统的官方套话。

他指出，“合法性来源于历史”这句话等于没有说，因为任何事情都可能由合法变为不合法。 一句“来源于历史”就等于是说只要你成功了一次就永远不会不合法了，永远不会有不被人民认同的东西。这种说法与他们自己现在要做的，要反对腐败，要从新回到党的优良传统，这个本身都是自相矛盾的。

习近平共识？

张炜在分析中还指出，从王岐山与习近平的紧密关系来看，私下是应该会讨论“执政合法性”这样问题的。

“特别是考虑到他和习近平在反腐方面发挥的一些特殊的作用，更使得他们在这方面应该有更深入的讨论。否则为什么要开展动静这么大的在党内高层以反腐为名义的清洗呢？”他说。

张炜认为，习近平和王岐山应该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深刻意识到腐败的中共高层官员正对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造成特别大的损害。

张炜还特别指出，王岐山与习近平一样都是所谓太子党，他在讨论这种问题时会比较少顾忌：“包括习近平、王岐山、刘源、刘亚洲这些人，他们就敢于在语境上出些新词，因为他们的忠诚是不会受怀疑的，反而是那些技术官僚，或者是官二代那些人，反而是在这方面少有建树。”

他说：“这反映了共产党目前的一种政治生态，并不等于说这个党就有生机了，太子党就可以挽救共产党了。”

权力与认同

在评论王岐山所讲到的“从严治党”，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等话题时，张炜认为目前还看不出中共有真正监督和制衡最高权力层的任何最新动作迹象。

他指出，中纪委最近是加大了对中央委员会以下各级干部的监督，而对最高层的监督还没有任何有形的动作，也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讨论。

他说，人们谈合法性从政治上来讲就是一个认同问题； 而认同的反面就是不认同。 讨论认同与不认同就应该给老百姓一个选择权——认同什么，不认同什么。 如果一个党、一个利益集团自诩合法，并强行要求民众认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很滑稽可笑的。这么做的人本身就没有合法性，就没有权力去讨论合法性。

因此，他认为，如果没有普罗大众对认同与不认同选择权，那么讨论合法性不合法性都是假命题。

他表示，症结关键在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如果不被关在笼子里，无法受到监督，那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是一定的。而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采取的几大措施，从最先是打击所谓网络大V，然后是对媒体严厉打压和对律师打压，等于是打击言论，打击法制独立。

他说：“没有舆论的监督和没有法律的独立，要想把任何权力关进笼子都是一句空话。”

先集权改革再放权？

针对不少中国国内分析人所说的，习近平、王岐山大力反腐集权的目的是推动改革，以便最终实现更大的民主和分权的说法，张炜也不以为然。

他说：“我不这么认为。我和我在中国大陆的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都有分歧。我认为第一，这个说法是无法证明的。第二，集权并不是推动改革的唯一做法。”

他指出，中国现在情况与过去不同了，不再是一个最高领导人具有权威号令天下推动改革的时代了。 现在是全社会要求改革的时代。而且是全社会为改革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和做法的时代。

所以他认为最高领导人只要顺应社会，社会在自然讨论和依照法制保护的环境下，改革的措施是必然会出来的。非要依靠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威才能推动改革，只是揽权的说辞而已。

（采编：晧宇 / 责编：董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