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劝退、策反：香港雨伞抗命运动的相干与不相干

这半个月来香港由大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波澜壮阔，占领城市要道向政府施压，遍地开花。《时代》杂志称之为“雨伞革命”，学者们和学生领袖都煞有介事地澄清这不是革命，因为他们根本无意推翻政权，无谓让这词语触动了北京政府的神经。

常言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澄清这运动不是革命，符合实情。先不说由学者发起、组织的“占领中环”运动拖延良久也未能成事，结果牵动波澜的反而是学生的罢课运动。罢课运动刚开始，大约五百位大专院校成员联署了宣言支持学运；不到一星期警方武力镇压金钟一带的街头抗命运动，五百学者以电邮为平台传递讯息、交流观点、商议行动，数以百计的电邮大部分令生性悲观的笔者更加沮丧。我们好一些秀才的性情、目光如何迂腐，广大读者也许没好气去长嗟短叹，我就不在此自暴其短；但书生议论当中好些关乎这场运动的原则性话语，却“占领”着不小讨论空间，未尝不值得大家留意。也不知是不是当前不少建制精英努力推销终见成效，还是书生们其实早已与之情投意合、里应外合？以为学者就能够高瞻远瞩，常常只是一场误会。

首先，是所谓“阶段性成果”。武力清场之说甚嚣尘上，学者们都说十分担心学生们的人身安全，很多老师都主张要劝退学生。学究们想用的话语是运动已经成功取得阶段性成果，应该有策略地将之巩固，然后将之推展到另一阶段。这种提法，总较“撤退”一词令学生少点难堪。建制中人、传统精英劝学生应该“知所进退”，又或是更大众化的“见好就收”。笔者一直纳闷的是，到今天运动究竟“进”到哪里？“好”在哪里？官民双方迄今未能真正展开谈判；官方不接受学生开出的谈判前设，学生将之剔除了，但官方开出的谈判前设（梁振英不会下台、人大常委框架不会撤回，等等），却还是硬梆梆的钉在那里。

“进”、“好”从何说起？建制精英的说法是运动已经令大家听到他们对民主理想的要求，这就是收成呀；学究群中原来不乏相近观点，说学生运动已经促成全民觉醒，赢尽民心，下一步是走遍大小小区去深化对普罗大众的民主教育，这亦是所谓学运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大意。一直以来学生领袖强调这是一个对政府施压的抗争运动，希望在制度上扭转人大常委的假民主框架，即使不少民众因为学生的真诚和坚毅而被受感动（但这类民众的数量远远不能称为“全民”，大家心中有数？），说这股民情可以取代运动原来的实际目标，逻辑何在？作为民主运动的对手，多年以来建制中人都将争取真民主的种种社会行动“阐述”为表达意见的象征式动作，这种刻意“轻视”对手的策略固然不难明白；然而，自视为学运强大后盾的秀才们，竟然把包围政总、瘫痪城市干道的抗命运动仅仅视为一种教育工作，即或当中含有为学运退场聊备下台阶的“善良”想法，但却可能是令参与运动的义士们亲者痛、仇者快的话语。

多年来民主运动、抗命运动此起彼落，可慰的总算不是屡战屡败（2003年五十万人游行终于令“23条”立法被暂停；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也终于令课程被搁置），可惜的是运动都没有带来太多重要的制度变革。全民觉醒、赢尽民心成为浪漫化的落幕，然后十多年来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都说明广大香港人对政治、民主制度的态度冷若冰霜，偶然的“觉醒”没有跟制度整合，毋宁说是梦游？我们其实还需要多少次这种“觉醒／梦游，冷漠，再觉醒，再冷漠”的浪漫？如果“觉醒”不是临急抱佛脚的说法而确实是大家所形容的“阶段性”策略（虽然学运领袖似乎未有认可这是阶段性目标），我们是否堕入了线性思考的巢穴：因为香港人的民主意识以及知识远未成熟，还是先多作教育，再谈理想制度吧。这何尝不正是建制中人热爱用来推诿真民主要求的“理据”？以全民觉醒、赢尽民心作为“阶段性”成果去劝退抗命运动，而又一次不再坚持要求制度变革，“勿莫初衷”真个那么艰难。

对笔者而言，即使我们多么忧虑学生的人身安全，“劝退”这话语似乎将最重要的对象错置了：劝谁退？面对武力清场之说，校长和老师应该劝说学生闻风先遁，还是劝退国家暴力机器？有学者摆出谙知内幕的姿态，说是含泪劝退学生，倒头来我们听不到多少警告国家暴力机器的声音，反而说学生包围政总就是在邀请北京介入，学联因为怀疑警方姑息黑帮暴力而暂缓与政府对话，就是放弃了明哲保身之法，在在都是学生自食其果的逻辑。声称担心“擦枪走火”的，劝退的压力不是应该施加在唯一荷枪掌炮的国家暴力机器的头上吗？怎么反而是向凭借雨伞卑微地抵抗着的学生们施压？

美国的甘乃迪总统曾经引用但丁《神曲》如是说：“地狱最炙热之处是留给那些身处道德危机之际依然保持‘中立’的人”。即使放下情绪回归策略，那么与其劝退，不如“策反”。古今中外的政治运动，晓以大义当然重要，往往是“策反”方能转危为机。就以香港自身的两次经验而论，2003年反“23条”立法，50万人上街固然是大义当前，但没有田北俊和自由党倒戈，大事得成吗？2012反国教运动，满围公民广场的集会和绝义举为当然赚人热泪，但如果不是临近选举，建制派政党向政府施加不少压力，大事得成吗？之后大家用相近的方式去为香港电视申请牌照失败而救亡，却欠缺策反的时与机，运动不就是徒劳无功吗？这一仗，“策反”之议在学者电邮平台之上也偶有提及，例如策动梁振英班子当中一些“开明”人士（不乏学者、书生）辞职明志，可惜迥向沓沓。笔者如果归咎那些人士恋栈，又不过是道德情绪反应而已，倒不如承认这次抗命运动生不逄时机，而这些年来北京的统战工作实在做得太好。同一天空下，多年来我们的公民社会群体又经营得到甚么统一战线吗？

这些晚上夜不成眠，有次重看荷里活电影Milk（台湾译《自由大道》）的影碟，关于1970年代美国旧金山同志运动传奇人物Harvey Milk的故事。Milk之所以能够令同权运动迅速成功甚至在政治议会登堂入室，正是因为一直以来他的同志组织所争取的都不只是同志的权益，而是包括小区上其他少数者的公义 —— 老人、失业流浪汉、少数族裔、新移民……，当跨社群集结起来争取彼此的公义，少数者的希望就成为充满可能的战线。一边看一边自省：这些年来，当香港的老人家争取退休福利、少数族裔争取反歧视待遇、劳动工人争取改善工资的时候，广大的大学生和学者（除了极少数研究领域相关的）在哪里？今天大学生领导民主运动，除了“全民”觉醒以外，我们能找到一条怎么样的统一战线？谨以Harvey Milk的名言作结，共勉之：

“这不是我的胜利，是你们的、你们的和你们的胜利（笔者按：指不同群体）。如果一个同性恋者可以取胜，意味着只要我们奋斗，就有希望令这个制度惠及所有少数者，而我们就给予了大家希望。”

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