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勸退、策反：香港雨傘抗命運動的相干與不相干

這半個月來香港由大學生領導的民主運動波瀾壯闊，佔領城市要道向政府施壓，遍地開花。《時代》雜誌稱之為「雨傘革命」，學者們和學生領袖都煞有介事地澄清這不是革命，因為他們根本無意推翻政權，無謂讓這詞語觸動了北京政府的神經。

常言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澄清這運動不是革命，符合實情。先不說由學者發起、組織的「佔領中環」運動拖延良久也未能成事，結果牽動波瀾的反而是學生的罷課運動。罷課運動剛開始，大約五百位大專院校成員聯署了宣言支持學運；不到一星期警方武力鎮壓金鐘一帶的街頭抗命運動，五百學者以電郵為平台傳遞訊息、交流觀點、商議行動，數以百計的電郵大部分令生性悲觀的筆者更加沮喪。我們好一些秀才的性情、目光如何迂腐，廣大讀者也許沒好氣去長嗟短嘆，我就不在此自暴其短；但書生議論當中好些關乎這場運動的原則性話語，卻「佔領」著不小討論空間，未嘗不值得大家留意。也不知是不是當前不少建制精英努力推銷終見成效，還是書生們其實早已與之情投意合、裏應外合？以為學者就能夠高瞻遠矚，常常只是一場誤會。

首先，是所謂「階段性成果」。武力清場之說甚囂塵上，學者們都說十分擔心學生們的人身安全，很多老師都主張要勸退學生。學究們想用的話語是運動已經成功取得階段性成果，應該有策略地將之鞏固，然後將之推展到另一階段。這種提法，總較「撤退」一詞令學生少點難堪。建制中人、傳統精英勸學生應該「知所進退」，又或是更大眾化的「見好就收」。筆者一直納悶的是，到今天運動究竟「進」到哪裏？「好」在哪裏？官民雙方迄今未能真正展開談判；官方不接受學生開出的談判前設，學生將之剔除了，但官方開出的談判前設（梁振英不會下台、人大常委框架不會撤回，等等），卻還是硬梆梆的釘在那裏。

「進」、「好」從何說起？建制精英的說法是運動已經令大家聽到他們對民主理想的要求，這就是收成呀；學究群中原來不乏相近觀點，說學生運動已經促成全民覺醒，贏盡民心，下一步是走遍大小小區去深化對普羅大眾的民主教育，這亦是所謂學運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大意。一直以來學生領袖強調這是一個對政府施壓的抗爭運動，希望在制度上扭轉人大常委的假民主框架，即使不少民眾因為學生的真誠和堅毅而被受感動（但這類民眾的數量遠遠不能稱為「全民」，大家心中有數？），說這股民情可以取代運動原來的實際目標，邏輯何在？作為民主運動的對手，多年以來建制中人都將爭取真民主的種種社會行動「闡述」為表達意見的象徵式動作，這種刻意「輕視」對手的策略固然不難明白；然而，自視為學運強大後盾的秀才們，竟然把包圍政總、癱瘓城市幹道的抗命運動僅僅視為一種教育工作，即或當中含有為學運退場聊備下台階的「善良」想法，但卻可能是令參與運動的義士們親者痛、仇者快的話語。

多年來民主運動、抗命運動此起彼落，可慰的總算不是屢戰屢敗（2003年五十萬人遊行終於令「23條」立法被暫停；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也終於令課程被擱置），可惜的是運動都沒有帶來太多重要的制度變革。全民覺醒、贏盡民心成為浪漫化的落幕，然後十多年來大量的社會調查研究都說明廣大香港人對政治、民主制度的態度冷若冰霜，偶然的「覺醒」沒有跟制度整合，毋寧說是夢遊？我們其實還需要多少次這種「覺醒／夢遊，冷漠，再覺醒，再冷漠」的浪漫？如果「覺醒」不是臨急抱佛腳的說法而確實是大家所形容的「階段性」策略（雖然學運領袖似乎未有認可這是階段性目標），我們是否墮入了線性思考的巢穴：因為香港人的民主意識以及知識遠未成熟，還是先多作教育，再談理想制度吧。這何嘗不正是建制中人熱愛用來推諉真民主要求的「理據」？以全民覺醒、贏盡民心作為「階段性」成果去勸退抗命運動，而又一次不再堅持要求制度變革，「勿莫初衷」真個那麼艱難。

對筆者而言，即使我們多麼憂慮學生的人身安全，「勸退」這話語似乎將最重要的對象錯置了：勸誰退？面對武力清場之說，校長和老師應該勸說學生聞風先遁，還是勸退國家暴力機器？有學者擺出諳知內幕的姿態，說是含淚勸退學生，倒頭來我們聽不到多少警告國家暴力機器的聲音，反而說學生包圍政總就是在邀請北京介入，學聯因為懷疑警方姑息黑幫暴力而暫緩與政府對話，就是放棄了明哲保身之法，在在都是學生自食其果的邏輯。聲稱擔心「擦槍走火」的，勸退的壓力不是應該施加在唯一荷槍掌炮的國家暴力機器的頭上嗎？怎麼反而是向憑借雨傘卑微地抵抗著的學生們施壓？

美國的甘乃迪總統曾經引用但丁《神曲》如是說：「地獄最炙熱之處是留給那些身處道德危機之際依然保持『中立』的人」。即使放下情緒回歸策略，那麼與其勸退，不如「策反」。古今中外的政治運動，曉以大義當然重要，往往是「策反」方能轉危為機。就以香港自身的兩次經驗而論，2003年反「23條」立法，50萬人上街固然是大義當前，但沒有田北俊和自由黨倒戈，大事得成嗎？2012反國教運動，滿圍公民廣場的集會和絕義舉為當然賺人熱淚，但如果不是臨近選舉，建制派政黨向政府施加不少壓力，大事得成嗎？之後大家用相近的方式去為香港電視申請牌照失敗而救亡，卻欠缺策反的時與機，運動不就是徒勞無功嗎？這一仗，「策反」之議在學者電郵平台之上也偶有提及，例如策動梁振英班子當中一些「開明」人士（不乏學者、書生）辭職明志，可惜迥向沓沓。筆者如果歸咎那些人士戀棧，又不過是道德情緒反應而已，倒不如承認這次抗命運動生不逄時機，而這些年來北京的統戰工作實在做得太好。同一天空下，多年來我們的公民社會群體又經營得到甚麼統一戰線嗎？

這些晚上夜不成眠，有次重看荷裏活電影Milk（台灣譯《自由大道》）的影碟，關於1970年代美國舊金山同志運動傳奇人物Harvey Milk的故事。Milk之所以能夠令同權運動迅速成功甚至在政治議會登堂入室，正是因為一直以來他的同志組織所爭取的都不只是同志的權益，而是包括小區上其他少數者的公義 —— 老人、失業流浪漢、少數族裔、新移民……，當跨社群集結起來爭取彼此的公義，少數者的希望就成為充滿可能的戰線。一邊看一邊自省：這些年來，當香港的老人家爭取退休福利、少數族裔爭取反歧視待遇、勞動工人爭取改善工資的時候，廣大的大學生和學者（除了極少數研究領域相關的）在哪裏？今天大學生領導民主運動，除了「全民」覺醒以外，我們能找到一條怎麼樣的統一戰線？謹以Harvey Milk的名言作結，共勉之：

「這不是我的勝利，是你們的、你們的和你們的勝利（筆者按：指不同群體）。如果一個同性戀者可以取勝，意味著只要我們奮鬥，就有希望令這個制度惠及所有少數者，而我們就給予了大家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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