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女佣在香港工作安全吗？

像几百万穷且益坚的年轻女前辈一样，26岁的罗雅蒂到香港做家庭佣工。

这个印度尼西亚爪哇米农的女儿曾经在星加坡工作两年。

父亲身故后，她要照顾三名年幼弟妹的生活，因此决定到这个中国国际金融都会碰碰运气。

香港是家庭佣工的传统找工作地点，因为工资相对较高，每周有一天法庭假期和其他法律保障，这些好处其他地方难以相比。

不过，罗雅蒂说，做全时间、住宿雇主家的女佣仅仅两星期，她就被雇主的母亲掌掴，原因是这个老妇只说粤语，对于无法沟通感到愤懑。

她说，后来两个月她也被雇主掌掴、殴打和掐脖子。

罗雅蒂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打我。有时候她还像很关心我的情况。她会问我是否舒适和吃得饱。”

她在一个慈善机构提供的庇护所回忆说：“但是她会突然变得暴戾。可能是她自己工作辛苦，或者因为依然单身而伤感。”

更“顺从”

罗雅蒂今年2月报警求助。这是因为她听到了印度尼西亚同胞Erwiana Sulistyaningsih的经历而激发她采取行动的。Erwiana怀疑受虐待和折磨的可怖经历得到了广泛报道。

23岁的Erwiana被反复殴打，以致双眼紫黑，手脚可能被化学品烧伤而变成焦黑。她的遭遇成为了世界新闻。

她的前雇主罗允彤違被起诉虐打及恐嚇，以及违反僱傭條例等罪名。人们开始关注在香港的32万5千名家庭佣工所受的对待。他们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媒体援引香港警务处长曾伟雄说，佣工受虐待很罕见。但是活动人士、慈善机构和学术界都反对这个看法，他们说，印度尼西亚女佣特别容易受伤害。

国际特赦组织在11月发表报告说，数以千计的印度尼西亚妇女被偷运到香港面对“类似奴隶”的生活条件，而雅加达和香港政府都没有保障她们免受虐待和剥削。

慈善机构“移民工牧民中心”在2013年4月调查了三千多名家庭佣工，结果显示有58%受访者报告受到语言攻击，18%受到身体虐待。6%受到性侵犯。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Hans Ladegaard从2008年开始研究佣工受虐待情况，他说情况严重和普遍。

他相信印度尼西亚佣工比菲律宾佣工的风险更大，因为她们较为年轻，教育水平比较低和英语能力不足。

他说，一些家庭喜欢聘用印度尼西亚佣工是因为她们较菲律宾佣工更愿意接受较低工资，也被中介机构评为较“听话（顺从）”。

他说：“这是中介机构告诉雇主的话。我认为，这就等于认可对她们盘剥和虐待。”

“耐心一点”

他说，新入职的印度尼西亚佣工常常收取较法定工资4010港元为低的工资，直至她们在工作上有表现为止。

国际特赦组织在11月的报告也批评印度尼西亚和香港的雇用中介机构无法保护她们的顾客，甚至欺骗她们。

罗雅蒂说，到香港之前，她在爪哇的三宝垄市一个中心接受了三个月的训练，学会了如何做饭、照料婴儿和老年人，以及学习基本广东话。

她的新工作薪金是3920港元，低于法定最低标准。她还要每个月从这工资中把2543元给香港的中介机构，为期六个月，以支付她的训练和招聘费用。

罗雅蒂说，去年12月被雇主母亲掌掴之后，她立刻通知中介机构，查问对策。

她回忆说：“他们要我耐心一点，继续工作，等候六个月，直到我退还所有费用，才可以离开。”

她说，其后两个月，她继续向中介机构报告受虐打情况，但是毫无用处。

与菲律宾人及其他国际的人不一样，印度尼西亚人只能通过政府注册的雇佣中介机构到外地工作。

国际特赦组织说：“他们担心合约被终止，既不能找新工作，又要第二次偿付招聘费用，因此迫使很多印度尼西亚佣工继续受虐待和盘剥。”

罗雅蒂最终在朋友协助下报警。像Erwiana的案件一样，罗雅蒂的雇主被起诉伤害他人身体的罪名，等候审讯安排。

“刑事后果”

Ladegaard说，受虐待家庭佣工采取法律行动控告雇主的情况并不常见。

他说：“在香港，如果能证明虐待，是的，有法律保护她们，所以香港比其他亚洲和中东国家走前了一步。不过，问题是大部分案件都没有提出诉讼。”

按照他的经验，大部分受虐待佣工都不愿意提出诉讼，因为法律程序往往需时一年以上，这个时候她们不能工作。

Ladegaard说：“她们大多说：‘谁照顾我的孩子？等候法庭处理时没有工资，谁供养我家庭？”

多年来，他遇上的大部分家庭佣工都选择离开香港或者换雇主，而没有做出投诉。

香港劳工处处长唐智强说，他不同意女佣被虐待情况普遍这个评估，他说大部分雇主都善待雇员。

他说，劳工处在知道Erwiana的案例时感到震惊。Erwiana在1月离开香港时没有报警。她是在抵达印度尼西亚时才讲出她的经历。

有鉴于这个案例，劳工处本周在印尼佣工周末聚集地点发动宣传，告知她们本身权益。

唐智强又说：“我们也跟雇主谈话，让他们知道善待家庭帮工的重要性，否则有严重的刑事后果。”

但是他说，政府没有计划改变所有外来家庭佣工与雇主同住的规定。

活动人士说，同住的规定增加身体和性侵犯的的风险，也让雇员可能无歇止地工作。

对罗雅蒂而言，他说希望她的案子尽快结束，寻找另一个雇主。她说：“我不相信所有香港雇主都是虐待狂，我希望继续在这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