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一週工作四天對健康有幫助？

每週工作五天，享受週末——然後準備迎接重返職場的低落情緒。但如果生活不必如此呢？

一項發表在《自然人類行為》期刊的里程碑式研究，也是同類研究中規模最大的研究發現將每週工作天數縮減至四天，能顯著提升人們的幸福感。

美國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的研究人員追蹤了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愛爾蘭和新西蘭的141家企業，評估了四個關鍵指標，包括職業倦怠、工作滿意度、身心健康。

研究主要作者，社會學家范雯（Wen Fan）教授向BBC表示：「我們發現員工的幸福感大幅提升。」

她又說：「參與試驗的公司在生產力和收入上也有所增長。試驗結束後，90%的參與企業選擇繼續實施四天工作制。」

這項研究進一步印證了越來越多的研究結果，顯示縮短一週的工作天數能帶來更好的健康狀況、改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並提升整體生活滿意度。此前，一項近期研究還發現，長時間工作可能改變大腦結構。

既然健康益處如此顯而易見——那麼，是什麼阻礙了我們推行四天工作制呢？

超時工作的文化

中國以其「996」工作文化聞名，員工從早上9點工作到晚上9點，每週工作六天。

在印度蓬勃發展的科技與金融行業，員工常常面臨無止境的壓力，需長時間、不規律地工作以滿足全球需求。

范雯教授向BBC表示：「在中國、印度、美國和英國等地，長時間工作被視為榮譽的象徵。」

在日本，加班不給薪已成常態，這個國家甚至有個專門的詞彙——「過勞死」（karoshi）——來形容因過度工作導致的死亡。

日本勞動市場與職場文化專家小野浩（Hiroshi Ono，音譯）解釋：「在日本，工作不只是工作，幾乎像是一種社會儀式。」

「人們早到晚退，即使沒有實際工作，也會為了展現承諾而留在公司。這是一種表演，就像武術一樣，有特定的行事方式。」

小野浩進一步強調說，日本的集體主義文化助長了這種現象：「對『搭便車者』有強烈的社會污名。如果有人開始週五休假，其他人會想：『為什麼他們可以不來上班？』」

令人驚訝的是，即使是法律保障的福利，例如日本的育嬰假，也常常未被佔用。小野解釋說：「日本男性可以休長達一年的育嬰假，但很少人這樣做，因為他們不想給同事添麻煩。」

范雯教授說，像她這樣的研究試驗正逐漸改變人們的觀念，即使在有強烈過勞傳統的地區也是如此。

在冰島，近90%的人現在享有縮短工時或有權縮減工作週的權利。

類似的試驗已在多個國家進行或正在進行，包括南非、巴西、法國、西班牙、多明尼加共和國和波札那。

今年早些時候，東京開始為政府員工試行四天工作制。杜拜近期也為其政府部門員工推出了類似的夏季計畫。

與此同時，韓國將從2025年10月起，在67家企業試驗4.5天工作制。

工作與生活不平衡

「自新冠疫情以來，越來越多人感到工作與生活失衡，這一趨勢無法逆轉，」 一週工作四天（4 Day Week Global）倡議組織執行長凱倫·洛伊（Karen Lowe）向BBC說道。

她的組織協助全球企業測試四天工作制，從巴西到納米比亞再到德國皆有試驗。

其中一個成功案例是美國科羅拉多州戈爾登市擁有250名員工的警察局。自從實施四天工作制後，加班費用降低了近80%，辭職率也減半。

洛伊表示：「如果連需要巡邏和應對緊急情況的警察局都能成功實施四天工作制，那麼這模式幾乎適用於任何地方。」

「2019年我們啟動首次試驗時，只有少數公司感興趣。現在參與的公司已達數千家。」

她補充說：「證據已經擺在眼前，唯一欠缺的是理解。」

洛伊指出，一個常見的誤解是縮短工作週會降低生產力，但事實往往相反。

2019年，微軟日本試行四天工作制，結果發現每位員工的銷售額比前一年增加了40%。然而，該公司最終未永久實施這一改變。

洛伊解釋，大型企業面臨更多複雜性，因為它們擁有眾多部門，並在不同國家和時區運營。

在范教授的研究中，企業通過減少低價值任務，基本維持了生產力。例如，不必要的會議被電話或訊息取代。

另一個誤解是，員工需要加倍努力工作來彌補休息日。

洛伊強調：「關鍵不在於將五天的工作天壓縮到四天，而是消除（勞動力）的浪費。現在有了AI的幫助，許多任務得以自動化，我們能更輕鬆地找出低效環節。」

有效的健康干預

南非開普敦史泰倫博斯大學諮詢中心主任查爾·戴維斯（Charl Davids）說，四天工作制不僅是職場的微調，更是員工的救命繩。

他的團隊為超過3萬名學生提供心理健康支持。他表示，在改變工作制前，團隊成員普遍出現職業倦怠。

「當時缺勤率很高。人們經常請病假——不是因為懶惰，而是因為他們處於求生模式，已經筋疲力盡，」他說。

南非是全球心理壓力最大的國家之一。查爾的56人團隊因長期接觸創傷、工作負荷過重及資源匱乏而情緒耗竭。

儘管面臨高層領導的反對及團隊內部的懷疑，查爾仍決定試行四天工作制。

「他們認為這絕不可能成功。但事實證明，結果令人驚嘆，」他說。

在試驗前一年，團隊共錄得51天病假。而四天工作制試驗的六個月期間，病假天數驟降至僅4天。

員工反饋稱睡眠品質改善、運動時間增加，並有機會追求個人愛好。「他們在週末能與家人共度時光，而不是忙於處理家務，」查爾說。

他原本以為大多數員工會利用額外時間從事私人執業賺外快，但結果只有一人這樣做。

查爾相信，員工幸福感的提升讓他們在工作上表現更出色。

「他們更專注、更具同理心。這直接轉化為對學生更好的關懷。」

並非每個地方都行得通

然而，這種改變並非在所有地方都可行。

范雯教授則指出：「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及其發展階段至關重要。」

凱倫·洛伊補充說：「在非洲，許多勞動者從事農業、採礦或非正式行業，他們遠未觸及勞動靈活性的討論。」

低技能、體力勞動工作難以重組工作模式，這些行業的雇主往往更專注於利潤最大化，而非重新思考工作安排，洛伊說。

儘管如此，進展正在發生。

范教授的研究涵蓋了建築、製造和酒店業的公司，其中一些企業報告了成功案例。「四天工作制在多個行業都可能行得通，但我不想將其描述為萬靈丹。它並非通用的解決方案。」

年輕世代正推動改變

專家一致認為，推動這一轉變的最大力量將來自年輕一代。

譬如，2025年的一項全球調查顯示，工作與生活平衡選項首次超越薪資，成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在韓國，許多年輕工作者表示，他們願意接受減薪以換取更短的工作天數。對此，范教授解釋：「我們看到年輕世代的抵制日益增強。他們對工作的目的以及對生活的期望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她還指出，像「大辭職潮」（新冠疫情後的大規模離職）、「安靜辭職」（僅完成工作基本要求）以及在中國的「躺平」運動（拒絕過勞文化）等現象顯示，年輕上班族正以各種方式表達不滿並拒絕倦怠文化。這些轉變可能逐漸重塑職場規範。

在日本，小野浩已經觀察到一些改變。

「現在有30%的日本男性會休育嬰假，過去這比例幾乎為零;這顯示人們越來越重視自身的幸福感，」他說。

洛伊也持相同看法，她表示勞工首次真正開始抗拒這種過勞文化，而且年紀越輕，要求改變的聲音越大。

她相信，改革的動力正在積聚。

「新冠疫情帶來了第一個轉捩點。我希望下一個轉捩點是四天工作制的普及。」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