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一孩家庭”请外佣？台湾政府提议为何引发分歧

台湾总统赖清德近日建议放宽外佣政策，让“一孩家庭”也可申请外籍帮佣，随即掀起社会两极反应。

支持者认为，有关政策能纾解双薪家庭的育儿压力，帮助女性重返职场，提高生育意愿，反对者则担心外佣缺乏专业托育训练，以及加剧社会阶级差距等，冲击“国家一起养”的理念。

事实上，台湾现行外佣申请门槛极高，不少家庭早已利用灰色地带聘雇外籍劳工，凸显市场的巨大需求。参考邻近的香港与新加坡，外佣制度确实显著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让台湾各界关注有关政策是否能借镜国际。

BBC中文采访多个家庭，了解他们的期待与担忧，民间团体和学者则从多方面解析外佣政策对台湾的影响。

双职妈妈：期待有人“解放双手”

家住台北、在银行任职的刘小姐，四个月前诞下第一胎，刚刚复工回归职场。身为深蓝选民的她，听到总统赖清德有意放宽外佣政策，直言：“这是我难得支持他（赖清德）的政策”。

她目前依赖母亲及婆婆帮忙照顾小孩，她说在台湾请到府保母，一个月、每天八小时约要花费五六万台币，相比之下，请外佣便宜很多，也可以帮忙处理家务。“看到香港的好朋友有两个小孩、请了两个外佣，我超羡慕上班真的很辛苦了，回家如果要单独顾小孩真的会忧郁。”

刘小姐的意见，源于台湾现行外籍家庭帮佣的限制，要符合其中两个条件才可以申请：一）家有三名6岁以下子女；二）家有四名以上12岁以下子女、其中两名6岁以下。

赖清德9月8日接受《自由时报》专访时提出，为了释出妇女劳动力，放宽让家有一名12岁以下的小孩也可申请。这是十多年来朝野政党多次要求松绑规定后，赖清德做出的回应，也被视为蔡英文时期社会福利措施的延续。

消息传出后，大多数民众的反应趋向认同，许多人表示这对双薪家庭是大好消息，更是提升中产阶级生育率的方法。还有网友表示，托婴中心和保母名额有限，加上不时有虐童案，如果有雇用外佣的选择，会让家庭生活品质更好。

刘小姐就是大表支持的其中一人。她对BBC中文强调，“并不是只有上流社会才可以请外佣”，因为对于职业女性，为了育儿而留职停薪只能领取是劳保的八成，最高每月三万多、只能领六个月，维持双薪明显是更划算的选项，因此聘雇外佣有实际需要。

对于有反对声音质疑外佣是否有足够资历照顾小孩，刘小姐笑称作为新手妈妈“我也没有资历”，并说只要有人帮忙“解放双手”就很好，希望社会“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让家长多一个选择，她也会更愿意生第二胎。

香港与新加坡的经验

对于放宽政策的建议，许多有香港生活经验的台湾女性大表赞同，纷纷在网路上分享经验说：“很划算。”

育有两名小孩的朱忆柔是居港台湾人，她说在聘雇外佣之前，忙着照顾新生儿，整天泡在尿布堆与做不完的家务里，少有照顾大女儿的时间，自从请了“工人姐姐”处理家务，她感觉轻松不少，且可以专心陪伴孩子。

“这些都不是提早下班可以做得到的，工人姐姐可以做的琐事，让我每天省去好几个小时做杂事的时间。”

与台湾相比，香港与新加坡有数十年的外佣聘雇文化。港英政府自1973年推出输入外佣政策，外佣人数近年一直维持在30万人以上，占所有劳动人口的8.8%，香港立法会文件形容他们是“本港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新加坡也是自1978年引进外佣制度，如今外佣人数超过28万之多，平均每五个家庭就有一户聘雇外佣。

在香港和新加坡，只要是当地合法公民，且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便可以申请外佣。外佣必须和雇主同住，在工作上也只限从事务及照护工作。新加坡与香港政府针对休假有明确规定，也规范雇主替外佣提供保险的责任，新加坡雇主还必须替外佣缴交税金。

对香港人来说，外佣不仅是育儿，即使小孩长大了，仍然会持续协助家务，不少外佣甚至选择在香港工作到退休才回国。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苏伟业在香港出身，他对BBC中文说自己在香港的亲人都有聘雇外佣，这已经是根植多年的社会文化了。“香港现在的外佣，替代了过去传统社会中的‘马姐’，这种主仆关系是长久的。”

与台湾太太结婚后定居台北的香港人陈先生也指出，观察到港人对于“外判”家事没有太多包袱，台湾人的育儿观念则较传统，普遍有“亲力亲为”的想法或是来自长辈的压力。“包括我们身边不少女性朋友都被（道德）绑架，生小孩后明明身心已经无法负荷，还是坚持自己带。”

外佣能释放多少女性劳动力？

参考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外佣政策直接的效果，就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字，已婚并育有年幼子女的妇女中，若未聘用外佣，其劳动市场参与率仅45.6%，如若聘雇外佣则倍增到82.3%。在新加坡，25岁至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达81%，比十年前的73%大幅提高。

相形之下，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受到育儿影响。据行政院主计总处2023年的“人力资源调查”，未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66.7%，远高于有配偶或同居的为49.3%。卫生福利部调查也显示，女性因生第一胎而离职，近九成是为了“准备生育（怀孕）”以及“照顾未满12岁儿童”，生第二胎而离职者，则有七成是为了“照顾未满12岁儿童”。

台湾劳动部部长洪申翰曾指出，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在30岁前高于日韩等国家达89％，但30岁后女性劳工因家庭照顾需求离职比例高，影响整体劳动力供给。

国立师范大学企业管理系教授徐美对BBC中文表示，台湾女性的教育程度逐年提升，大学毕业生有一半是女性，很多人却因为育儿而无法兼顾职涯，“这不仅是社会人力资源的閑置和错置，也损害国家经济成长”。

她解释，育儿的负担也会影响整体生育率，一个家庭是否愿意生育第二胎，往往取决于初始的幼儿照顾成本，“生第一胎时，母亲的薪资可能还足够支付保母费用。但第二胎的幼儿照顾费用至少会曾增成1.5倍或两倍，可能就是一个母亲的所有薪水。”

徐美也指出，随着台湾生活成本、拥屋成本攀升，女性辞职育儿等同于家庭减少一份薪水，是对于女性成为母亲的“工资惩罚”，进一步减低家庭生第二胎的动力。“在人口结构老化、少子化速度都快的今天，这是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稳定问题，应该列为经济人口发展中首要进行讨论的重要议题。”

她认为，台湾目前的育儿津贴和保母照护幼儿政策，已较过往完整，也培养出许多优质保母，但市场上幼儿照护需求还是大于供给。她说在保障本国保母就业机会的基础上，若能提升母亲的就业率，放宽外籍家庭帮佣的政策值得进一步研究。

然而，对于赖清德在访谈中抛出的想法，劳动部并无积极回应，仅表示尚在研议。

不是每个家庭都买账

对于开放外佣政策的构想，并非所有职业妇女都支持。

育有一对4岁双胞胎的王苓质疑，保母有专业证照，外籍帮佣并没有，“开放的用意，有没有考量幼儿照顾专业性与证照制度？”

她在金门创业、开店，与经营民宿的丈夫共同育儿和处理家务，两人工作安排比较弹性，而孩子满两岁就将他们送交幼儿园，一直以来连保母都没有请，“一来是经济考量，二来是两相评估下，工作没有重要到，让我把小孩交给别人照顾。”

育有两个儿子的张诗芸在孩子两岁前，将孩子送给保母照顾，家务则自行处理。她认为，有学龄前幼儿的家庭会比较认真考虑这个提议，身为新闻媒体编辑的她，曾考虑过请家事人员到家协助家务，但因为听说需要排队，也就没有积极处理。

对于放宽家务外佣制度，张诗芸表示担忧预算和家里空间，指一般家庭没给外佣居住的房间，“根本是奢谈”。她也强调，外佣的沟通和专业程度是不容易跨越的门槛，“不如针对台湾现有的“月嫂”制度好好管理，或将托育补贴和监管范围纳入月嫂制度。”

官安妮与丈夫共同照顾两名学龄前的孩子，她说尽管忙得焦头烂额，时常感到崩溃，但不会考虑聘雇外佣，除了经济因素，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孩子就可以请外佣呢？没有其他照顾方案了吗？”

她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经济上并不算充裕，育儿多依靠政府补助，她认为这些金钱补助提供了她不少支持，但相关资源得靠家长自行搜寻拼凑，耗费不少时间精力。她直言，“0-6岁国家一起养”的政策讨论始终停留在补助金额，却无视家长在职场上比如是弹性工时的需要，“整体降低工时、重新让社会练习家庭分工，才是比较治本的方法。”

巨大需求下的“外佣黑市”

台湾政府于1992年开放“外籍社福劳工”，主要以照顾长者的家庭照护工为主。家庭帮佣数量尽管逐年增多，但直到今年也不过2000人，与近84万的移工总数，乃至于21万本地家庭看护工数量相比，比例甚小，仅占0.2%。

社福移工除了人数少，雇主要聘用他们的门槛也非常高。民众要申请外籍看护工（帮佣），须根据视照顾者的年岁、人数等条件来记点，申请人若家中成员达到一定点数（通常是累计16点），才可具备申请外籍帮佣的资格。

过去多年，台湾政府曾下修门槛。最近一次修正外籍家庭帮佣申请资格，是长期关切外籍申请问题的前民进党立委陈莹，她带同一名陈情人到立法院质询说：就算这位妈妈生了6个小孩，点数还是不足以申请外籍帮佣。

台湾外佣明显供不应求，市场上因此有不少家庭利用灰色地带聘请外佣。

35岁的陈先生与太太育有两名小孩，分别为2岁和10个月，他们两个月前利用家中患病老人的名额，请了一位菲律宾外佣。“本身也挣扎了很久，因为不想有外人住在家里，但生了第二胎真的忙不过来。”

他们经营家族生意，工作时间比较弹性，生第一胎后一直亲力亲为照顾大儿子，但小女儿出生后“每天都好像在打仗”，即使请钟点家事服务员每周来两天也无法接应。“换不完的尿布、洗不完的衣服，每天吃完晚餐我们一打一，帮他们洗澡、收拾书包、哄睡觉，弄完已经筋疲力尽，没有时间认真计划家庭发展，也难以兼顾公司发展，两边都做不好。”

陈先生说，目前外佣主要负责家务，他和太太有更多心力陪伴和教育小孩，整体幸福感提高很多。“家庭时间的品质好多了，现在会有心思计划周末带小孩去哪里玩、认识什么朋友，我觉得小孩也更快乐和更有安全感。”

在蔡英文执政时期，国民党立委已多次向行政院提出质询，要求政府正视外籍家庭帮佣的需求。

去年7月，国民党立委黄健豪在立法院表示，即使政府推出许多育儿措施，但仍有很多就业中的女性，希望在家户之内得到帮助。他指出，有些人透过聘用家庭看护工的方式，让移工从事家庭成员起居照料，把家庭看护工跟家庭帮佣的工作弄混，虽然依照就业服务法有惩罚机制，但这凸显许多家庭确实有家庭帮佣的需求。

陈先生透露，身边的名媛和“上流社会”朋友，几乎全部都有聘请外佣，有的甚至一个家庭请两个，且不少是“完全非法”的，可见外佣需求殷切。

“既然市场上早就有非法的，为什么政府不放宽给大家有合法的选择？这样对雇主和劳工都有保障，例如确保外佣有健保、休假等。我尊重反对者的意见，不认同的人可以不请外佣，但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状况和需求，政府不应该限制民众的选项。”

是否违背“国家一起养”？

多年来面对在野党立委的质询，台湾政府相关部会只说会再研议，在社会舆论上没有形成气候。赖清德近期抛出的建议，是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向行政院提议，激起广泛争论。

包含妇女新知基金会、台湾劳动阵线联盟等民间团体，对赖的建议表达强烈反对与忧虑，他们关注外籍帮佣目前薪资低于基本工资、未受《劳基法》保障、仅有最低限度休假等劳动权益问题。

这些团体也强调，聘雇外籍帮佣须支付就业安定费与住宿，对一般劳工家庭是沉重负担，最终恐怕只让有能力支付的富裕家庭受益，加剧贫富差距与阶级对立。

台湾劳动阵线指出，育儿的确影响女性劳参率，但主张应持续强化本地公共托育服务，而不是以放宽外佣政策作为解方，否则是与现行公共托育政策背道而驰，也将恶化缺乏劳动保障的家庭雇佣模式，甚至使公共托育服务“倒退回家庭化、过度市场化”。

除了社运团体，有女性政治人物也提出质疑。育有四名小孩的时代力量主席王婉谕认为，赖清德将“释出劳动力”锁定在“女性”，巩固了女性应负担育儿责任的性别刻板印象，排除了其他家庭成员可能参与照顾的角色，违背“释放女性劳动力”的初衷。

她指出，根据现行规定，外籍家庭帮佣只需八小时讲习，内容以聘雇管理、劳动权益、卫生防疫为主，并没有托育专业训练。“政府一方面修《儿童托育法》限缩托育人员资格，另一方面却鼓励家庭以帮佣承担托育，根本就是在替不够专业的托育人员开大门。”

王婉谕进一步说，家庭帮佣不是公共化资源，政府不会依条件提供补助，也无从要求与检核照顾品质，意味着政府在支出上帮不上忙、在品质上也无法把关，与“国家一起养”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同样作为第三势力，台联党主席周倪安则赞同赖清德的建议，她认为家庭有需求即可聘请家事外佣，是“天经地义之事”。

但她提醒，目前许多80岁以上长者家庭仍在排队等候家护移工，若开放“一孩家庭”即可申请，恐将排挤真正急需协助的家庭，导致妇女为照顾长者而失去就业机会。她建议台湾政府参考新加坡，将申请条件放宽至“家中有一名65岁以上长者或12岁以下孩童”即可申请，以平衡不同家庭的需求。

托育专家怎么看？

对于托育与照护的研究者来说，则有不同的切入角度。

“许多台湾人聘雇外籍帮佣，无非是想将家务外包，让自己轻松一点。但我们不禁要问：有必要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甚至以留宿（live-in）的形式在雇主家工作吗？”托育政策催生联盟发言人王兆庆说。

他表示，钟点式家事服务就可以应付家长的需求，无须将一个人力绑定在一个家庭里，不仅没有劳动人权，也是人力资源的浪费。他认为，由政府整合现有的家事服务体系，并对民间家事服务给予补贴，才能真正帮助需要协助的家庭。

王兆庆也指出，台湾家庭空间有限，能让外佣同住的通常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加上台湾学龄前儿童送托率高达六成，显示家长对幼托系统有高度信心，而这套系统是多年来政府投入与优化的成果。因此，强化公共托育体系，并协调、整合家事服务，才是政府应聚焦的方向。

对于王兆庆的意见，苏伟业教授笑说：“香港人家里的空间更小。”

在他看来，台湾在外佣聘雇上态度较香港保守，反映了两地文化差异：香港曾被英国殖民，英文普及，聘雇的也多是菲律宾籍外佣，语言沟通较无障碍；台湾外佣多用于照顾老人，沟通需求较低，但若照顾对象转为幼儿，语言与互动需求随之增加，因此本地保母更受青睐。

针对这波舆论，苏伟业认为赖清德在专访中提出建议，看起来没有经过政策分析，只是个“试探性”意见，若真要落实有关政策，当局仍需考量外佣供需、管理与配套等诸多细节。

经济学家徐美也指出，语言沟通、卫生习惯建立的训练与配套，都是在放宽外佣聘雇前应该考虑的环节。“现在还在政策形成的过程，政府有责任徵询社会大众意见，才能减少社会资源错置，同时促进国家永续经济成长的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