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學生發起的台灣六四晚會： 「人權是最大公約數」

六四天安門事件屆滿27週年前夕，BBC中文網採訪曾參與主辦台灣六四紀念活動的「90後」青年，以及1989年當時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王丹、在台灣的政治學者吳介民，觀察在中國對台灣關係轉變之下，「紀念六四」的意義。

香港受到<link type="page"><caption> 「本土派」興起</caption><url href="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5/160506_ana_hongkong_localism" platform="highweb"/></link>影響，年輕一代對於「紀念」六四產生想法分歧，香港大學第二年自組紀念活動，學聯代表也將缺席維園六四晚會。不同於香港以政黨（支聯會）為六四晚會主辦方，台灣近年來都以學生團體為主。

「後來最大公約數是『人權』，政府殺人就是不對。」在香港出生長大的樊俊朗，談到他有份參與的2010年至2012年台灣六四紀念活動時，不同立場參與者最後達成的共識。

2010年在台灣大學校園內舉辦相關活動，2011年開始在台北市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舉行六四晚會，從校園內的上百人，到自由廣場最初三、四百人，成長至近千人，雖然與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燭光晚會十多萬的參與人數相比顯得少得多，但六四對於台灣民主化以及當代台灣，仍具有重要意義。

六四與台灣民主

六四隔年，台灣發生加速民主化進程的「野百合學運」，當時的學生領袖范雲說過，六四給台灣學運帶來靈感及啟發。

台灣政治學者吳介民透過郵件向BBC中文網表示，當時他們參與學運的一群人很關注六四，「在台灣民主化的主流敘事中，六四鎮壓是『國民黨威權鎮壓的鏡像』，台灣必須抗拒國共這對孿生兄弟的統治。」

目前在台灣任教的天安門民運人士王丹認為，隨著台灣與中國的接觸增加，越來越多台灣人對中國產生興趣，因此關注六四的台灣人會慢慢增加。而兩岸關係出現摩擦時，台灣一些不滿共產黨的人，也會拿六四來批判。

「一個符號」

曾參加兩次維園六四晚會的樊俊朗認為，香港的六四晚會以「建立民主中國政府」、「爭取香港普選」為主要訴求，台灣六四晚會的訴求則「較為複雜」。

樊俊朗來到台灣之前，以為台灣人很知道六四，但在這幾年中他發現，一些社運團體只是將六四看做「一個符號」，用來「團結大家去反抗北京的壓迫」，六四晚會「漸漸成為各個反對北京政權團體的集會，給他們一個場合去宣傳他們的政治理念。」

凃京威介紹台灣六四論述的轉變，他說過往是以「中國人、同胞愛」的角度關心六四。2010年他們開始以香港學生的角度，單純紀念六四，沿用香港「平反六四」的訴求。

2011年、12年這兩年間，存在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抑或是以台灣身為主權獨立國家，以人權的角度關注六四的分歧。2013年之後，則聚焦在人權，以反對中國打壓維權律師、侵犯人權普世價值為主軸。

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使「中國因素」在社運的能見度大增，2014年太陽花運動領袖陳為廷、林飛帆當時也是反媒體壟斷主力成員。

樊俊朗將反媒體壟斷、太陽花等視為台灣社會運動抵抗北京專制政權的「新的符號」。凃京威認為近兩年聚焦在人權，是因為主導者變成了是對「中國研究」感興趣的人：「從人權角度，當純談中國，不會放這麼多色彩在統獨議題上，因為那不是談六四的核心問題。」

台灣六四「難有聲勢」

政治學者吳介民認為，不同於香港，六四在台灣的紀念活動「難有聲勢」，「因為在當時台灣政治情境，批判中共，很容易落入『反共邏輯』而被解釋成是在附和國民黨；而同時，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中共對台灣不斷打壓，讓人對中國產生疏離感，因為一般人很難區分政權、國家、人民。」

1993年出生的台灣人吳孟璇表示不會參加六四晚會，因為六四對她來說「只是出現在課本上的歷史事件」，「它發生在另一塊土地上，和我的成長過程沒有連結。」

而吳介民認為，台灣也需要「從社會抵抗的觀點去理解真實的中國」，而不是從國共鬥爭、中國崛起，或是中華民族大一統的觀點來關心中國。

蔡英文新政府

今年是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上任迎來的第一個六四紀念。王丹認為「民進黨政府可能會對中國民主、人權的態度表現得更直接、更熱情一些。」因為民進黨是以強調人權的反對黨起家。

王丹說，前總統馬英九執政時，每年六四都「行禮如儀」的發表談話，卻沒有實際做為，「我當然是不滿意的。希望蔡政府不要像馬政府只是說說。」

樊俊朗認為，蔡英文應該不會和馬英九有太大差別，「應該不會因為六四和中共起衝突。」 樊俊朗因為想法轉變，不認同紀念六四等同於推翻中國共產黨專政的主流運動論述，自2013年起不再出席六四紀念。

隨著卸下學生身份轉變為上班族，凃京威也淡出六四紀念籌畫團隊，他說今年還是會參加活動，但認為新政府上台不會對以人權為訴求的六四晚會帶來太大改變：「影響晚會的是中國政府，而不是蔡英文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