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老人已去 “老人”仍在

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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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不久前,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逝世(图为尉健行与李瑞环和李鹏,资料照片)。
    • Author, 和正升
    • Role, 时事评论员

对于中共来说,2015年无疑是一个离别而伤感的年份。

不久前,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逝世。若无意外,中共现任七常委将第七次相聚于八宝山,再次送别过世的元老。这是不足两月内,又一位原中共政治局常委离世。而在此之前,同为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兼纪委书记的乔石逝世,乔石更被外界视为坚定的改革者与开明的领导人。

除上述两位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外,张万年、邓力群、成思危、万里、张劲夫(中顾委常委政治待遇等同于政治局委员)等人也于今年相继离世。其中万里与张劲夫的离世则颇具有时代的告别意味。年近百岁的万里被认为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中共改革派元老,在有些版本中他还被视为中共治国八老之一。

而101岁的张劲夫则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前中顾委常委。中顾委是在中国大陆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一些政治老人被安排在中顾委发挥余热,邓小平和薄一波分别任担任主任和副主任。这一机构直到1992年才被终结历史使命,此时江泽民已经确立了其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地位。

对于新一代中共领导人而言,他们无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加强的同时,党内老同志的影响力也在因为自然原因而衰落。建国元老们大多已告别历史舞台。在世的退休中共常委已经从18人变为15人(周永康不在其中)。这一点曾在我之前<link type="page"><caption> 《将成“政治填空题”的北戴河会议》</caption><url href="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8/150802_beidaihe_conference" platform="highweb"/></link>一文中已经有所阐述。

“老人政治”

乔石与李鹏和江泽民(1995年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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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乔石与李鹏和江泽民(1995年资料照片)。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次中共新老交替中,革命元老们对于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的爱护,决定把新干部扶上马送一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所谓“八老治国”以及中顾委这样的“老人”机构。这些元老当时大多没有正式担任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职务,但其幕后影响力和决策权等于或大于当时实际担任领导职务的较为年轻的领导人。老人直接或间接地在政治上发挥其影响力。

正如后来尚未被废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与戈尔巴乔夫交谈时所讲,有些事情还是要听邓小平的,而邓小平当时并没有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

不可否认,在特殊时期的“老人政治”对于中共领导层的平稳过渡有其必要性,不过由于缺乏制度性的渠道以及后来发生诸如胡耀邦成为“裸常”的事情,老人们的热心却落下了“老人干政”的口实。至少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中共出台的一些政策或人事安排,也总会被外界捕风捉影地认为是老人影响力使然。

老人已去,但“老人”仍在,但“新人”也有会有变为“老人”的一天。所以老人与政治之间,注定还将是中共政治的一道待解之题。相较以往,中共已经明确了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以及退任职务的“潜规则”(所谓七上八下)。多数领导人将在70岁左右告别政治舞台。

“新老人”

2015年7月1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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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2015年7月1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与之前的那一次过渡不同,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与其后继者,多是成长在中共建政之后,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并非如党校或在这研究生这样的教育),有些甚至还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其中一些,如习近平等还经受过长期的基层训练,也是迄今为止,履历最为完全的一代领导人。即便是他们在70岁时退休,这同样还是一群正处在政治盛年的人。

虽然,其中不乏有人或以不问政事而告老,但若以避免“老人干政”口实而让他们隔绝于政治,中共则有可能将会丧失一笔宝贵的政治资产。

那么当元老一代告别,“新老人”一代出现时,如何处理老人与政治的关系呢?

新并不一定意味着新问题,而老人不一定是政治的负资产。关键的问题是,中共是否应该考虑建立制度化的渠道来为老人参与政治提供渠道。现在从公开资料看,中共明文只是规定了如看什么级别的材料、参加什么样的活动等等,这些就已经被视为参与政治的政治待遇了。但是,至于老人如何在合理的渠道内发挥其预热则鲜有说明。

目前,在大陆地方,老干部发挥余热也鲜有涉及决策与建议方向的,多是偏向志愿性的活动。

当元老一代告别,“新老人”一代出现时,如何处理老人与政治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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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当元老一代告别,“新老人”一代出现时,如何处理老人与政治的关系呢?

即便刨除外界的捕风捉影与不负责任的臆测之外,老人们参与政治渠道也并非畅通。从大陆媒体的公开报道看,仇和、李春城等案件中,当地老干部在最初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来提醒此二人在城市改造的问题,也有些老干部举报了其中一些行径。不过,这些措施并没有抑制住仇和与李春城的行为。即便是贵为省部级的原云南政协副主席杨维骏也需要用“公车上书”这样举动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2010年,时年89岁的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他也曾因为屡次向落马的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提意见而被孤立,也曾因为举报而被限制去北京看病。

殷鉴不远,无论是八老还是中顾委固然发挥了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却也同样存在一些被外界加之于上的“负资产”。所以,当中共“新老人”也需要好处理这个问题。处理好老人与政治关系,也是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文明现代化的一部分。

不过,好在在新人成为“新老人”前,他们还有七年多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责编: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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