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医务改革的双面刃

香港的医务改革讲了十五年，至上星期，改革医务委员会（下称医委会）的《201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终于上呈立法会，却惹来极大争议，有医生发起静坐，而一些改革方案也引来市民的恐慌──就是医委会最终会否受到操纵，为降低海外医生来港执业的门坎铺路──最引人关注就是会否引入中国大陆的医生来港。改革草案如今已造成政府与病人跟医生与一般市民之间的角力。

病人怎么看

医委会是负责处理香港医生的注册及规管事宜，包括就注册医生的专业操守作出相关研讯及纪律处分程序。至今天，医委会要处理的医疗事故投诉，已积压了900多宗，而平均一年只可以处理十多宗。每审一宗需时58个月。改革的原意，就是要改善医委会的效率及处理投诉调查和纪律研讯机制，本属美事，也是病人组织多年来所争取。

但《条例草案》也有捆绑式的条文，其中改革的目的是要“便利非本地培训医生（特别是专科医生）到港执业”，以及在医委会辖下的初级侦讯委员会中增加由特首委任的业外委员的人数，引来业界和社会人士巨大的反应。

在香港，要成为注册医生，要过五关斩六将，门坎与英联邦国家看齐。但是，一旦遇上医疗失误事故，要向医委会投诉以至状告涉事医生，病人同样也是要过五关斩六将，搜集证据和审讯程序的严谨程度犹如法庭审讯般。但和法庭不一样的是，医委会并没有全职律师坐镇，其初级侦讯委员会的主席也只是义务工作，根本无法全身投入处理堆积如山的医疗事故案件。病人如果要循医委会的途径去讨回公道，需要的是无限的耐性。

其中香港艺人张崇德和刘美娟夫妇就是很受注目的案例，他们前后用了九年时间，才就其儿子在出生时因医疗事故而夭折讨回公道。投诉手续之繁复，包括集齐相关的医疗档案、有到资深医生无偿指正被告医生等等程序，要过第一关即初级侦讯委员会的一关，已殊不容易。好了，过了那一关，又是漫长的排期和聆讯。

因此，政府和病人组织就这一点上连成一线，就是要修订有关条例，在现有制度中增加非业界委员，才能加快侦讯。而香港病人政策联机副主席叶永堂也指出，在医疗体制内加入病人代表是世界主流。

医生又怎么看

然而，魔鬼永远在细节之中。政府提出的医委会改革条例草案，增加由特首委任四名业外委员，却没有相应增加业界委员，医学界认为，此举并不能加快聆讯的效率，并担心医委会从此受政府操纵，为降低海外医生来港执业的门坎铺路，因而极力反对。

医生们的担忧也不无道理，而且也成功令一般市民站在医生的一方，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大家也对改革后会便利某些非本地培训医生到港执业感到恐惧。

事实上，如医学界立法会议员梁家骝指出，香港以往二十多年来也有聘请海外医生在香港作有限度执业，所以如果要引入海外医生，现在的安排已做得到。目前，海外医生以英国最多，澳纽次之，而且每年要续牌一次，比较令人有信心。

而新的方案由每一年续牌改由三年续牌一次，比现行制度宽松。因此，有论调指本地医生担心海外医生来抢饭碗，所以才群起反对。但是，不论是本地医生还是一般市民，也对一类“非本地培训医生”有着“同仇敌忾”的心态，那当然是指来自中国大陆的医生。

中国的医生如何良莠不齐，甚至真假难辨，在此不用详述。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不分国籍，而是以医术和医德去聘用医生。但香港医学界也很成功地掌握市民对中国医生的恐惧（而这种恐惧不是没有原因的），令民意及不少泛民议员站在他们的一方。尽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多番强调草案并没有降低招收非本地医生的门坎，但仍难以令人释疑，始终最后是由特首去委任非业内人士，而现任特首梁振英过去的施政和所委任过的各界人物，其诚信和能力也叫人侧目。因此，一旦要便利海外医生来港执业，到时也难以只便利美加等地的医生而把中国医生排除在外。

因此，高永文说连日来遇到市民对他说：“不是相信你就可以，我们是不相信整个政府。”可见事件已不单是解决医疗问题，而是香港上下的信心问题。而更恶劣的是政府今回又成功把“病人”站在自己的一边，与医生对立面，造成一定程度的“医医相卫”论，尽一步撕裂“医患关系”──病人对医生不信任，根本就无法有效治疗。

其实也有人提过只要抽起最有争议的条文之后独立表决，现在先通过有助加快初级侦讯的措施的条文，起码可解决病人最急切期望的改革。然而草案已进入立法会二读的阶段，无法拆件通过，星期三将会再在立法会内审议。

这场牵涉官、医、病、民四方之角力，最终其实很难有赢家。今年初，政府才决定削减医院管理局未来两年经常性开支，总共达五亿港元，是过去十年首次削减经常性开支。而公立医生本身许多已是数十小时轮值一更，连医生自己都无法健康生活，却要照顾别人的健康，这样下去，尽管医委会有所改革，也无助减少医疗事故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