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观察：香港如何“适度有为”？

最近，香港特首梁振英提出，“积极不干预”政策在今日全球和地区的竞争环境下已过时，政府需要适度有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是施政管治理念的重大调整，意味着行政干预的力度在加强。

积极不干预的终结

上世纪70年代以前，香港采取的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70年代中，港府开始转向积极不干预的政策，1980年12月，时任财政司夏鼎基在演说中清楚地阐述了什么是积极不干预，他特别强调“积极”二字：“一般而言，政府会因应当前和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形势，权衡轻重，仔细考虑支持和反对采取干预行动的理据——在经济的任何环节以及在需求或供应方面。然后，政府才作出积极的决定，分析利害所在。”

积极不干预政策被一些学者视为“香港经济奇迹”发生的重要因素。另一些学者认为，积极不干预政策纵容资本家剥削工人，造成两极分化严重。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积极不干预已经消亡，香港现在的经济政策是选择性干预。一直视香港为“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民，抨击港府令“积极不干预”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经济的闪亮象征”。

港府近年如何“适度有为”

仅从字面上很难评价港府采取“适度有为”理念的对错。因为难以拿捏如何“适度”，也难以鉴定是否“有为”。与其可联系的词有：无为而治，大有作为，无所作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等。

然而，剖析梁特首在“适度有为”理念指导下的施政管治的中长期成果，可以对这一理念的对错给出答案。

“适度有为”结果检讨之一：叫停“双非”孕妇来港产子的行政干预，保证了香港产妇产子的床位。确实有为。然而，“双非”产妇转往它国、它地继续生产，香港私营医院产科的发展受挫，香港以产妇产子为契机带动的健康体检中心、医学美容中心等医疗产业的商机化为泡影，实现扭转港人出生率逐年下降和推迟人口老化等长期发展战略，没戏。

“适度有为”结果检讨之二：限购奶粉出口的行政干预，解决了香港奶粉短缺的问题。确实有为。然而，以港人为主的“水货”大军悄然而起，建立以奶粉、食品、日用品等为主的转口贸易或物流中心成为纸上谈兵，“限奶令”导致香港“购物天堂”的陨落，旅游业及相关的零售业、餐饮业、酒店业的业绩大幅下降，为深圳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创造了外部条件，为2015年深圳经济发展超越香港做出重大贡献。

“适度有为”结果检讨之三：推出“双辣招”的行政干预，加大外地人来港买楼的税务成本，无论是自住投资或“炒楼”的数量都受到控制。确实有为。然而，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几乎没有限制外国人置业，甚至中国内地除了几个大城市外，都重新放开外国人在华置业限制。同时，“双辣招”并没有使香港楼价因此下降，而仍在上升。这表明，“双辣招”以限制部分需求的打压楼市措施效果甚微。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要扩大商品房供给，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供给，即增加公屋、居屋的供给。

“适度有为”是双刃剑

剖析梁特首施政以来引以为傲的“适度有为”案例，可圈可点，见仁见智。“适度有为”，使“看不见的手”变成“看得见的手”，即人为的行政干预加强，市场机制的信号减弱，增加了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任何施政管治手段都有两面性，行政干预的正确可以减少市场机制的被动造成的损失；反之，行政干预的错误，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市场波动带来的伤害。

“适度有为”，对港府施政团队的认受性和对精英的要求有较高的要求，而这恰恰是梁团队的弱项。因此，港府加强行政干预，加大了施政失败的风险。

正确认识香港优势是“适度有为”的前提

梁特首高估了自己和香港的竞争优势，提高了行政干预的冲动。例如，认为香港在内地和世界之间可以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除了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以外，还可以凭借香港优势吸引外资、技术、智力和人才，通过香港到内地发展。

其实，香港早已是“昨日黄花”，现在仍没有摆脱内斗不停经济停滞的困境。中国内地自从进入WTO以来，经济发展“奔腾到海不复回”，不仅不需要“中间人”牵线搭桥，而且已经把香港逐渐抛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外，由其自生自灭。再如，“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行为，港府企图在其中扮演“适度有为”的政府角色，难以立足。

总之，香港目前的境况是：“大道无门，千差有路；透得此关，乾坤独步。”

（责编：董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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