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大火十週年：唯一倖存者「從地獄回來報信」，台灣消防改革了多少？

「為什麼只有我倖存，他們卻無法活著離開？」黃鈺翔問了十年。

十年前，他剛加入消防隊就經歷一場「只有消防員死亡」的大火，在桃園新屋保齡球館火災中，只有他一人順利逃生，其餘六名消防員皆殉職火場。

這是當時台灣消防員殉職人數最多的火警，也是當地首次殉職案發生後有活著的人出來訴說事發經過，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黃鈺翔作為唯一的倖存者，當時頂住長官壓力指出結構性問題：消防裝備不足、在火場中被斷絕水源，以及指揮體系紊亂——火場根本沒有民眾受困，卻仍派多名消防員入室救援。

十年來，這位被媒體稱為「從地獄回來報信的人」，在創傷後飽受精神困擾，仍努力推動改變。當局陸續革新制度及加強裝備，但不幸的是，新屋大火後的這十年，台灣再有20名消防員因公死亡。

「不站出來挑戰體制、推動必要的改革，就無法阻止悲劇繼續發生。」黃鈺翔告訴BBC中文。

被派進無人受困的火場

2015年1月20日凌晨，台灣桃園新屋保齡球館發生火災。

當時只有21歲的新進消防員黃鈺翔才下分隊兩個月。這棟一樓是游泳池、二樓是保齡球館的雙層鐵皮屋，是他生涯第一個火場。

「我一抵達就主動著裝去指揮所待命，剛畢業很有熱忱，很想試試看。」

他與其他年輕消防員依指揮，進入5000多平方公尺的建築物，尋找起火點滅火。其時，室內所有民眾皆已獲救，無人受困，但指揮官為避免火勢延燒到鄰近房舍及搶救民眾的財物，而作出有關指令。

黃鈺翔與鄰近分隊的消防員混編一隊，他們沒有合作過，彼此也不認識。他經驗不足，無法判斷指揮官的命令是否合理，直到身處火場，才發覺一切未如教科書發展。

當天他穿著借來的消防衣，連消防帽都是舊式的，沒有附手電筒，幾乎什麼都看不見。與他同行的隊員，沒有人被發配紅外線熱顯像儀，無法測量溫度，評估火災成長情況。

鐵皮屋遇高溫即燒熔軟化，在悶燒超過30分鐘後，裡面已經濃煙流竄，溫度越來越高。他們進去後14分鐘即遭遇閃燃，建築物全面燃燒坍塌。

撤退時被斷了水源

「我們從頭到尾沒看到火，外面告訴我們濃煙竄出，叫我們趕快撤的時候，其實已經很趕了。」

黃鈺翔說，那是閃燃前兆，但他跟隊員欲撤退時，卻發現手中握的水帶扁塌，外頭有人關掉了水源，他們無法循著水線撤退。

內政部消防署編印的消防人員救災手冊就明載，水帶扁塌會嚴重影響消防員的逃生時間。 但在這場大火中，消防員還沒離開火場，場外就移動消防車斷絕水源。

「我出來就衝去質問現場指揮官，為什麼我們（水帶）沒水了？」他說。

黃鈺翔解釋，他的倖存純屬僥倖。途中他與隊員走散，在火場中花最多的時間，是站在原地喊找同伴。

後來他被來時的同一條鐵線絆倒，憑記憶轉彎找到逃生出口，才獲搜救隊員拉出火場。他離開那刻，火焰就從他身後竄出，建築物崩塌。

「我以為我是最後一個出來的，後來看到六位遺體被抬出來的時候，真的無法相信。」

當晚殉職的六名消防員都是年輕隊員，最年長者也才29歲。 他們喪生在離出口不到幾公尺處 ，其中一人距離逃生僅十二步之遙。

「新屋大火是唯一一場殉職案，有活著的人出來跟我們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時任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理事長楊適瑋告訴BBC中文。

他說，這場殉職案反應台灣消防救災的結構性問題，現場指揮官的判斷缺乏專業，亦沒有落實火場人員管制，致使消防員仍在火場就被中斷水源，無法循水線逃至室外。

殉職案後揭露真相

黃鈺翔起初加入消防隊，是認為消防員是份「看起很很酷」、可以英勇救人的工作。

但在火災殉職案後，他無法像從前般單純看待消防工作。

「當你曾有同學或同事在火場殉職，消防工作就是很悲傷的事，那感覺永遠不會離開你心裡。」黃鈺翔說。

「我想找到這件事的真相，只有我一個人出來，冥冥註定，我有該承擔的責任，我同學的殉職到底怎麼發生？為什麼救災會讓消防員死亡？」

亞洲消防首長協會統計資料顯示，台灣與鄰近國家日本、韓國等比較，消防員火災現場死亡人數偏高。

據台灣媒體當時統計，2005年至2015年，台灣有42名消防員殉職，死亡人數超越香港過去84年的總和——自1927年至2015年，香港因公死亡的消防員為31名。

火災隔天黃鈺翔接受媒體訪問，揭露當天消防指揮體系有所疏失，猶如打開潘朵拉盒子。

他說最初沒有消防員相信他，因為移車斷水有違常理，有人指責他在說謊，桃園市消防局亦否認這則指控。火災發生四個月後，桃園檢察官調查證實監視器拍到消防車移動，才還他清白。

「台灣消防是從警察體系分出來的，充滿了威權體制。」黃鈺翔解釋，消防隊採取階級分明的權威式管理，講求對上級服從和遵守紀律，他對指揮體制提出質疑，是相當少見的行為。

接下來近三年，在各方調查仍在進行期間，黃鈺翔身心承受龐大壓力，他飽受外界質疑，「消防局長官一直想找我談談，證明我是錯的。」

他也須配合檢方調查火災真相，要不斷重述那段經歷，並證明自己所述正確。此案最受關注的時候，他一言一行都被放大檢視，所屬分隊外常有媒體守著，得躲躲藏藏、繞側門進出。

「有三、四年，我很怕被認出我是誰，很在意別人的眼光，我擔心被反駁，要不斷向人解釋。」他說，自己從未改變過證詞，但因為資淺、人言微輕，起初只有少數人願意支持他。

直到2017年監察院公布調查結果，黃鈺翔的惡夢才告一段落。

報告明確指出這場奪走六名消防員性命的火警涉及「嚴重人為疏失」，並對桃園市政府提出糾正案，包含現場指揮官等多名人員需移送懲戒。

監察院指出，這場殉職案肇因於一連串的錯誤。建築物本身就是違法建築，長期消防安全檢查放水。當晚指揮系統紊亂，救火指揮官判斷也有疏失，在已知室內已無人受困的情況下，不須派員涉險進入，可從外灑水滅火。

該調查亦證實黃鈺翔長久以來的質疑，室內人員因後方水源遭中斷，水帶扁塌，無法循水線逃至室外。由於救火指揮官未依規定，在消防員入室搜索前掌握搜救小組之姓名、人數、時間及氣瓶壓力，也未指派專人管制進出，當晚無人知悉室內救災人數。

搜救隊在救出黃鈺翔後，以為室內已無人，六名消防員喪失救援機會。

桃園市消防局回覆BBC中文詢問，指新屋大火嚴重事故並非來自單獨成因，「而是多個問題同時出現。」

活下來的責任與創傷

這場殉職案被認為是台灣消防改革的轉折點。

黃鈺翔的證言促成多場質疑指揮體系的抗爭行動，基層消防員與家屬走上街頭要求桃園市政府查明消防員殉職真相、承認火場搶救過程管理疏失，及探究相關人員責任。

黃鈺翔也在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的協助下，跟殉職消防員的家屬組成調查小組，撰寫民間版調查報告、出席政府災調說明會，他們自力釐清殉職案真相，訴求全面性的消防制度改革。

但他做這一切的背後，是別人無法想像的創傷。

倖存的內疚感一直折磨著他，殉職隊員公祭期間，家屬往往在他面前痛哭失聲，「我想告訴他們我遇到的事情、消防局做錯什麼，但我的出現，他們會不會會想說，『如果我的孩子是他，那該有多好？』 」

他感受複雜，內心充滿憤怒、悲傷跟焦慮。當家屬問他過得好不好，他無法回答「好」，因為有罪惡感；又無法回答「不好」，怕令他們擔心。

讓他最無法釋懷的是，六名殉職消防員中，包含兩名他警專同寢室、同班的好友。

黃鈺翔老家在台南，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後沒選離家近的工作，就是為了跟好友彼此照應，將桃園填為優先志願，「我們還用Google Map查，選離彼此比較近的分隊。」

他被分發到桃園一處小村莊內的消防分隊，好友則到漁港裡的分隊任職。其時台灣消防員工時長，前兩年「菜鳥」（新人）都必須連續執勤48小時才能休息，難得休假時，他就跟好友約出去打球吃飯。

在火場痛失好友，加上揭露體系疏失所帶來的壓力，使得黃鈺翔遭受綜合悲傷跟創傷的雙重衝擊。研究指出，揭露受害經驗後，遭到體制或機構背叛所帶來的創傷和衝擊，往往比事件本身更加巨大。

他回憶，自己曾嚴重失眠，因為焦慮，手上總是不離香菸。回到工作崗位後幾個月，他害怕獨處，仍處在警戒狀態，洗澡時需有人在門外陪他說話，要和同事擠宿舍單人床才能入睡，「躺著就聽到風聲，跟自己很快的心跳聲。」

心理師、時任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秘書長鄭雅菱，曾陪伴黃鈺翔經歷那段時光。

「他外表是個強壯的大男孩，但內心是手足無措的，他失去的是朝夕相處、同生共死的夥伴，心理學上不亞於失去親人的悲傷。」她說。

而他選擇聲爭討真相、批評制度帶來的壓力，使其更難從衝擊中復原。期間黃鈺翔曾陷入低潮，逃避倖存者身份，當年他調職回家鄉後，也因為不適應新的職場，每天下班就跟同事去喝酒，對生活倦怠失去目標。

鄭雅菱解釋，經歷過同仁殉職的消防員，無論有沒有進入火場，這份創傷都很沈重。她的研究中，有人因此瘦到三十九公斤，自責為何當天不是自己出勤；「還有分隊不斷模擬現場的狀況，一般訓練只要兩三小時，他們卻從下午三點練到晚上八點。」就為了迴避心中的恐懼與痛苦。

殉職案也在消防員家屬心中留下難以淡化的傷痛。

新屋大火殉職消防員張桂彰的姊姊張馨尹告訴BBC中文，失去親人的創傷影響著她的每個家庭成員，「某些東西就卡在那裡了，雖然經歷同一事件，但又難彼此理解。」至今她仍在治癒自己的過程中。

另一名殉職消防員陳鳳翔的母親是當年最積極參與抗爭的家屬，她在事發後多年，仍感到喪子並不真實、「像還在夢中」，依靠著宗教和家人陪伴才得以繼續生活，「他們六人的犧牲，希望可以讓長官們不要再犯這種錯誤。」

修法增訂「退避權」

「每一位消防員的殉職，背後都是一個家庭的破碎。但殉職事件仍不斷發生，很令人心痛。」黃鈺翔說。

新屋大火後，台灣再有20名消防員因公死亡。

2018年，同樣在桃園市，敬鵬工業平鎮廠大火又造成六名消防員殉職。2023年，台灣屏東加工出口區高爾夫球代工廠發生爆炸，四名消防員殉職。

為了阻止更多悲劇發生，黃鈺翔擔任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幹部，2019年成為理事長，和地方民意代表合力推動消防改革。

該會彙整過往殉職案經驗，提出《消防法》修正草案，2019年立法院通過修法草案。到了2024年，台灣政府進一步針對該部法律進行36年來最大規模的修法，強化場所的消防安全責任。

根據新法律，消防員面臨危險性救災有「退避權」，換言之當年新屋大火無人受困、卻派消防員入室搶救的命令，如今消防員可以拒絕執行。

「以前政府都把消防隊塑造成英雄，好像不執行救災、喊了Mayday（國際通用的無線電通話遇難求救訊號）會很丟臉，」黃鈺翔說。但犧牲性命，換取人民生命財產的觀念應被改變，不能再重蹈覆徹。

此外，黃鈺翔等人當年不斷爭取的制度——開放基層消防員參與重大傷亡的救災事故調查，也在該次修法納入。「災害事故調查會」的成員需包含例如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等基層消防團體代表。

而在殉職案「重災區」桃園市，該市率先台灣其他縣市推動消防員救災安全的改革，包括設立「事故安全官」制度，有關專員須監控現場火煙及建築物情況，評估危害風險。

另一方面，桃園市強化火場安全管制，消防員進出火場需繳交個人安全管制插銷，跟安全幕僚定期回報，並規定消防員每人有兩套消防衣，每個分隊配置兩組紅外線熱顯像儀，隊員進入火場後會攜帶導光索，為其指引逃生路線。

「修法有成果，這些小小的成功，讓我慢慢開始得到基層的支持，也看到更多可以做的事情。」黃鈺翔說。

他也從當年在火場迷失的菜鳥消防員，成為台南市火災搶救教官，負責教育基層消防員，近期完成一場專門營救火災現場受困消防員的新型訓練。

「我想幫助我自己，也幫助其他同仁。」

下一步：爭取消防員組工會

但黃鈺翔認為，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仍不足夠，消防員的生命安危很仰賴前線，下一階段希望爭取籌組消防員工會，擴大消防員的話語權。

「消防員都流傳一句話：今天公祭，明天忘記。公務機關進步緩慢，要跟基層對話，不能再像過去一樣掩飾缺點。」

近年，他領導的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提出消防員的職業安全衛生、設備不足、訓練不足、工時長等問題。該會成立於2013年底，由數十名台灣基層消防員組織而成，爭取消防員勞動權益，會員數現已成長至千人。

但由於消防員是公務員，不適用保障勞工的《工會法》、《勞基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等法規，無法成立正式工會，協會提出的問題，都因為不是「工會」而被相關機關拒絕協商。

黃鈺翔指出，只有是工會，才能要求雇主跟勞工有強制協商的義務。

「我們會對體制感到失望，以為沒有能力改變，但工會可以是核心力量，有一群人在背後支持自己，意義會非常深。」

組工會的訴求在台灣社會至今仍未達成共識。

2024年，在野的國民黨、民眾黨在立法院提案修法讓消防員擁有依《工會法》組工會的權利。當時勞動部與內政部持反對態度，傾向修改《公務人員協會法》強化消防員協商、結社權。

與這場大火和平共存

黃鈺翔接受訪談這天，是新屋大火十週年前夕，他到台北參加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年度的會員大會，負責報告工作成果。自從擔任協會幹部後，常要在公開場合發言，他總是穿著白襯衫。

一直陪伴他走過創傷的心理師鄭雅菱說，黃鈺翔與當年不愛說話、總面無表情的男孩判若兩人，「他變得堅強、冷靜，還有領導之風。他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人，新屋事件是衝擊，但他活出生命的意義，不只停留在事件裡。」

黃鈺翔仍持續向體制提出問題，並未與那場大火告別。

有時他仍會想，如果沒發生殉職案，現在他跟好友還會一起打籃球、規劃一起在假期旅行，或許會過上不一樣的人生。

「每年快到週年都會想到同學們，前幾年還會去桃園忠烈祠看看他們，跟他們說說話。」

「但我現在已經學會怎麼跟這件事共存，我覺得我同學應該會為我感到開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