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北京下达KPI还是“责无旁贷”的社会主义融合？

4月15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发表“国家安全教育日”录影讲话，要求香港“抢抓百年变局下的战略机遇，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三名高官当日启程赴京，就此事拜会港澳办。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后，中国香港特首李家超透露，将制定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3月份中国全国“两会”通过《十五五规划纲要》后，他进一步称将于今年内完成香港“一五”规划。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后，李家超透露，将制定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3月份中国全国“两会”通过《十五五规划纲要》后，他进一步称将于今年内完成香港“一五”规划。

“五年规划”原称“五年计划”，是中共学习自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如今这套社会主义制度要被应用到香港资本主义体系当中。

分析人士向BBC中文指出，香港实施“五年规划”制度显然是在政府决策上进一步向中国大陆靠拢，意味着香港实行加入社会主义元素的“混合式”市场经济。

“中央政府已经有一些KPI给香港了”

赴京的三名官员分别是香港特区第二和第三把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以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谢小华在3月30日才刚履新。李家超当时说，有此人选的理由之一，是谢氏“对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热诚和认识”。

2月初，李家超在接受本地媒体采访时，透露了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设想，以“主动对接”大陆的“十五五规划”。他其后确定，编制规划的职责将落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身上。

李家超的表态在建制阵营看来似乎仍有不足。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屠海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委员通道上说“对接‘十五五’国家规划，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责无旁贷”，得到了官媒中央电视台与《环球时报》的高调报导。

3月12日，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正式通过《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有关港澳的几段文字被独立篇章，标题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文本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和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文本也涉及对澳门的定位，并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支持港澳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发挥港澳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

“中央政府已经有一些KPI（关键绩效指标）给香港了，香港政府不得不回应。”长期研究香港与澳门政治与政府管治的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名誉教授卢兆兴如此看相关叙述。

卢兆兴对BBC中文説：“它得回应中央政府的规划，这是中央计划的一部分，也就是説香港跟澳门已经进入了中央计划的一部分。”

香港制定“一五规划”消息公布以来，支持的言论似乎倾向比较英治年代末期实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

卢兆兴认为，香港过去“积极不干预”政策下欠缺长远规划，特首沿用1997年主权移交前每年发表一次《施政报告》，规划模式“短视”，“这次五年规划旨在解决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关切”，而规划将超越特首的五年任期——2022年就任的李家超将于2027年中结束现行任期。

“（北京）中央政府的角度是，无论特首任期如何，你都得根据中央政府的五年规划去制定（地方的）五年规划。”

“这样的含义是，香港政府他日的施政报告首先受到中央的五年规划引导，然后就是香港自己的五年规划。香港政府的施政报告都会跟着它们走。”

曾为香港民主党高层党员、梁振英执政期间曾出任局级官员的政治学者张炳良教授在《明报》撰文批评，香港“不干预思维根深柢固”，2006年9月时任特首曾荫权宣布宣布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受到攻击，及后的梁振英与林郑月娥先后主张政府“适度有为”。

张炳良称：“今天人们对‘有为政府’应无悬念，港英延续过来的路径依赖早已断链，或许残余迷思仍在。”

全国“两会”期间，李家超也对官方中新社称，香港“要超越过去‘不干预就是好’的思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以主动引导谋求整体发展最优解”。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学教授夏明透过电邮对BBC中文说：“香港从一个自由港转变成服务中国复兴的地方城市，和北京对表是必然的。”

但夏明同时指出，科学有效的规划第一是找到需求，第二是要考虑自身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二者的协调、对接不是来自顶层设计，而是企业界、商界、学界长期跟踪研判的结晶。”

香港经济还是“一国两制”吗？

1996年，中国“九五计划”首次提及即将移交主权与治权的香港与澳门。2011年，“十二五规划”中港澳相关内容独立成章。

香港首次编撰五年规划，是否意味着要从市场经济转向计划经济？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2019年香港反修例示威加上新冠病毒病（COVID-19）疫情过后，香港自身规划的“能力、权力与意愿，以至于主观能动性”趋弱，香港走向采纳“五年规划”模式，无疑是向中国大陆趋同的表现，加上新官员任命强调其对制定“一五”的热忱，是达成了客观加强两地关系的政治目的。

刘锐绍对BBC中文说：“无论这局长做得怎么样，或者说她以后还要不要继续担任香港特区问责官员，她眼前就是要先满足国内的整个体系——香港每一个范畴都要做‘五年规划’。”

“这样的态势下，已经没有人去理会究竟这是否社会主义规划。”

前汇丰银行（HSBC）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广东深圳市政府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首席经贸专家屈宏斌撰文说：“请放松，这并非要让资本主义掉头。”

屈宏斌在领英（LinkedIn）发表短评称，“五年规划”在香港实行“并非披上伪装的中央计划，而是为我们以灵活著称的自由市场提供一套GPS导航系统——利用‘一国两制’、大陆腹地和全球互联互通，加速创新、金融和核心优势的发展”。

“自由市场从来就不是‘没有规矩，没有路线图’。良好的规划只不过是成熟的导航。”

卢兆兴不认为将“五年规划”制度放到香港等同于要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他对BBC中文称：“它的前设并不是要废除‘一国两制’⋯⋯前设是融合有利于‘一国两制’。”

“香港的IT（资讯科技）不及内地强，AI（人工智能）不及内地强，人才也走了许多，得依赖所谓的国际人才，但基本上这些国际人才都是内地专才。因此‘两制’不能壁垒分明，‘两制’得合作。”

卢兆兴同意香港目前已在实施“基本上是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但有社会主义元素在内”、“效率重于可持续性”的“混合模式”，例如在被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点名的北部都会区发展项目中，有别于以往主要考虑成本的财团竞标模式，参与“北都”竞标的财团更需在配合政策上满足政府需求。“北京五年规划的优先要求就是要快。”

2025年12月底，属于“北都”项目的元朗洪水桥首个“片区”发展项目招标，香港特区发展局局长甯汉豪当时说：“地价比重只占30%，余下70%属非价格建议的评审准则，聚焦在‘企业及科技园’用地的发展，包括会否发展策略性产业、会否引进龙头企业、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创造的就业机会等。”

北部都会区：香港对标澳门？

香港才开始研究制定“一五”，比邻的澳门则正在制定“三五”的路上。

卢兆兴教授认为，在“主动、紧密对接”北京中央发展规划方面，澳门的政治意愿传统上比香港强，“香港是落后于澳门，需要急起直追”。

刘锐绍同意近年越来越多机制上的举措均由澳门先行，香港跟随，但香港不一定适合在“五年规划”上全盘学习澳门。

“澳门是个小型经济体，服务中央是它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它可以努力去做一个中国城市。但是香港既要服务中央，同时要能为国际所用。澳门无须国际社会觉得它有价值。”

卢兆兴尤其指出，北京选址成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后，澳门与珠海官员在北京指定的“粤澳共管”体制下紧密合作。“长远来说，我相信到2047年之前，北都发展很可能要实行横琴模式，也就是説香港跟深圳的融合可能会达到设立一个共管委员会这样去做。”

面积共约300平方公里的北部都会区涵盖香港北区与元朗区多块分散土地，当中除了“河套区港深创科园”因2000年代初完成的深圳河治理工程，形成了一片移交予香港管理的深圳土地外，北都所有“片区”均在香港范围之内。

相比之下，面积106平方公里的横琴岛除了澳门大学校园和横琴口岸澳门口岸区由北京划拨澳门特区管理外，完全属于珠海范围，由广东省、珠海市与澳门特区官员共管。

横琴边防作出了类似1980年代初珠海、深圳两地经济特区成立时的“一线”、“二线”边防安排，横琴与澳门特区交界维持出入境关卡查验，但中国海关局部后撤至横琴“二线”。

那是否意味着香港得走向港深边界模糊化——另一项“一国两制”特征的消失，以便深圳参与北都管治？卢兆兴认为，这方面的讨论不会在未来十年内发生。

刘锐绍则认为，香港立法会近期有关“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的议案辩论值得注意。

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于3月份提出将订立北都“专属法例”，以加快北都发展，当时立法会方面已提到“专属法例应对接深圳市《河套深圳园区条例》，以支持深港联合科研与资金跨境使用，发挥‘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

而在香港立法会辩论“协同立法”建议前，澳门学者高胜文2024年底便曾发表论文，提出粤港澳三地应“规范制度冲突”。

新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4月1日在立法会回应有关议案时説，目前在未有“协同立法”计划的情况下，香港与澳门和广东省各地政府已有法律和司法协作、创科资源、资金流动、货物及基础建设联通等。

“五年规划”在香港行得通吗？

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首席经贸专家屈宏斌在领英发文称，规划并不会破坏市场运作，而是让市场“少走冤枉路”。

“对于像香港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在当今格局重塑的世界中，仅仅依靠转口贸易、房地产、金融和服务业已经远远不够。升级旧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创造优质就业机会都需要有计划指导。”

卢兆兴认为，北京当局相信，透过“五年规划”实现香港与大陆融合，只会让“一国两制”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则认为，商界会否看风使舵难以一概而论，不同商人有着不同选择，或会对“五年规划”实施带来变数。

夏明说，要让“五年规划”在香港行得通，多元的决策机制、独立的研究群体——大学、智库、国外咨询公司——以及公共舆论和民主选举这些对公民负责的责任机制，都是必备的条件。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者陈景祥教授在《明报》撰文称，香港是以私营市场主导，公营部门占整体经济的分量“微不足道”，不利于制定“五年规划”。特区顶层政治官员缺乏私人市场和管理企业的经验，加上缺乏“熟悉国情、擅长与内地官员共事”的官员，这些均属负面因素。

也有中外研究人士曾指出“五年规划”制度本身的不足之处。中国经济学者谢光华2019年带领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团队发表论文指出，“五年规划”公布前后的政策不确定性变化，让非国有企业因难以准确投资；国有企业在“规划”后期容易过度投资，同时又更能在“规划”末期实现更好的销售成长。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两名中国研究员林艾力（Erik Green）与裴娇琳（Olivia Parker）也发表分析文章称，中共在全国“两会”通过“十五五规划”前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説明地方政府的结构性麻痹仍在扩散，官员为免出错而不敢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