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巴胺，我们都搞错了些甚么

我们的大脑是极其有用的器官。但看来，我们与大脑的关系似乎出了点问题。

身为人类，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正与自己交战。我们渴望得不到的东西，却又需要我们不想要的东西。我们会沉迷于坏事，对好事失去兴趣。我们反复思索、执着、发脾气、懊悔。仿佛总在试图抵达某个更饱满、更完善、更完整、更自然的人生版本，却始终无法到达。

为甚么我们与自己的大脑如此失调？事实上，原因很大程度与一种特殊、但常被误解的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dopamine）有关。正是多巴胺，主导着身体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更多”。

人们往往倾向认为，现代人的生活是不自然的，使我们无法实现某种原始的快乐，而我们的祖先大概都享有过。穴居人没有薯条，所以不用担心肥胖，也不必强迫自己去健身。他们天天在森林中散步，从容采集坚果和莓果，摄取充足纤维。他们没有金钱、工作、婚姻、宗教或药物，因此不存在不平等、暴力、嫉妒、等级制度或成瘾。只有当我们从这个采猎天堂转向农业与文明的诱惑时，我们的生活才变得与生物需求如此不协调。

当然，这种无忧无虑的过去其实并不真实。我们对采猎祖先的心理状态所知甚少，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他们与我们一样易怒、坐立不安。我们对生活的挫折并不新鲜。事实上，这种挫折是设计的一部分——其根源远比文明更古老，甚至比人类这个物种还要久远。

正是这个设计让我们永远处于烦躁不安中，戏弄我们、刺激我们，像来自古老动物本能的声音，在耳边低语：你所拥有的，并不是生命的全部。

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因已有的东西而感到满足。我们本来就是要不断寻求更多。

要理解原因，我们需要看看大脑中两个部位——大脑皮层（cerebral cortex）与包括多巴胺在内的奖赏系统——如何驱使我们朝不同方向前进。

没有多巴胺的大脑

大脑皮层是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万能机器。它为我们建立现实模型，然后努力让模型与外界一致——或反过来，使外界与模型一致。它想要的不是准确分析，而是以任何方式，最大程度地让现实与期待保持一致。

这种追求“最大一致性”的驱动力有个明显问题，有时被称为“黑房间问题”。如果皮层只想要内部的一致性，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个黑暗房间的角落：切断所有感官输入，如此一来便不需解释或调整任何事。

显然，这套机制并不完整：必然还有某种力量，推着皮层走出无经验的黑暗房间，进入充满新奇、惊喜、目标与成就的世界。事实上，大脑确实有另一个模组，其整个存在目的，就是策动这样的推力。它就是奖赏系统，而多巴胺便是这个系统用来引导我们决策与动机的主要工具，一种既巧妙又近乎魔鬼般的工具。多巴胺让我们持续往前走。

要理解这一点，观察当人完全缺乏多巴胺时会发生甚么会有所帮助。一种名为嗜睡性脑炎（encephalitis lethargica）的神祕疾病，于1915至1926年席卷全球，提供了可怕的案例。这大概是由常见喉部感染的并发症引起，而在少数患者身上，免疫系统错误攻击大脑，使他们陷入嗜睡状态——不是完全昏迷，而像是一种无反应的清醒。

有些患者偶尔会说一两个词；有些在球被丢向他们时会伸手接住；食物放入口中，他们会咀嚼——但从不会主动伸手去拿食物。如今我们知道，这种状况特别影响了大脑的黑质区（substantia nigra）——少数能产生多巴胺的脑区之一。

其中一位患者是一名年轻、富裕的纽约名媛，后以化名“Rose R”著称。1926年，她入睡后做了一个噩梦——被困在一座牢不可破的城堡中。这场噩梦持续了43年，从未间断。

1969 年，纽约年轻神经科医生奥利佛·萨克斯（Oliver Sacks）被指派负责布朗克斯圣嘉民医院（Mt Carmel Hospital, Bronx）约80名嗜睡性脑炎患者，包括“罗丝· R”（Rose R）。他注意到，他们的一些症状酷似另一种疾病——帕金森症（Parkinson's）——的极端版本，因而决定以当时一种新兴疗法L-DOPA进行尝试。治疗开始后短短几天，包括罗丝在内的患者醒来了，站起来、四处走动，并与目瞪口呆的医护人员交谈。

让萨克斯震惊的是，这次甦醒非常短暂。对罗丝来说，大约只维持了一个月。部分患者维持得久一些，但最终全都不可避免地恶化。直到1979年，即十年后，罗丝被一块食物噎住，她的噩梦才结束。

萨克斯用来让“罗丝· R”暂时“复活”的药物L-DOPA，是多巴胺的前体（precursor）。虽然萨克斯当时并不了解其机制，但后来对嗜睡性脑炎的研究有助于推断罗丝的情况。尽管她的黑质区几乎完全死亡，但仍残存少量神经元（neurons），能把L-DOPA转化为真正的多巴胺。而她的大脑长年缺乏多巴胺，对最微弱的流入都极为敏感，因此才会以剧烈活动回应——那短暂的甦醒。然而，随着大脑重新校准，那微弱的一点多巴胺最终仍不足以维持正常生命。

基本上，嗜睡性脑炎展示了当大脑耗尽多巴胺时会发生甚么：它停止运转。移除多巴胺并不会让大脑瘫痪，而是把它推进黑房间——进入无行动、无经验的状态，不再感到必须做任何事。除了基本反射，例如食物放入口中会咀嚼之外，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受多巴胺驱动。没有多巴胺，我们人人都会被困在黑房间。相反地，如今我们醒着的每一刻都急着去做点甚么，全靠多巴胺。

如此看来，我们每天与自己纠缠、总想做不该做的事，似乎全是多巴胺的错。如果它负责激励我们，为甚么做得如此糟糕？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看看多巴胺真正在做的是甚么。

不是“快乐化学物”

理解多巴胺最基本的方式，是将它视为“快乐化学物”。这种说法作为入门很有用，但其实是错误的。

问题在于，多巴胺并不会真正引起快感。如果你有朋友服用阿德拉（Adderall，治疗多动症ADHD的药物，透过挤出神经元内现有的多巴胺来产生作用），他们或许会说自己变得更专注、更有生产力、“进入状态”，但并不会感到欣快。针对老鼠的研究也显示相同结果：根据表情与爪部动作判断，注射苯丙胺（amphetamine，安非他命，阿德拉同类药物）会让牠们更努力追求奖赏，但不会提升牠们的享受程度。

另一个较细致的说法是，多巴胺是“再多做一点那个”的化学物。不是快乐，而是记忆。它帮助大脑记住哪些行为带来成功。

只要有多巴胺释放，那里的记忆就更容易被强化，仿佛多巴胺在告诉大脑：“未来就多做刚刚那件事。”最清楚的例子是技能形成，发生在大脑的基底核（basal ganglia）。当一个人学跳舞时，多巴胺会挑选“成功的舞步”并保存下来，让它们成为一组组合，可以一次性启动，而不用皮层逐步思考。熟练舞者只需藉由情境——歌曲某一段落——触发这段动作序列，它便会“自动展开”。我们称之为“肌肉记忆”，其实是基底核的记忆，由多巴胺逐步优化动作组合而成。

这种“再多做一点那个”的逻辑，也延伸至其他接收多巴胺的大脑区域，包括皮层。多巴胺在成功后释放，强化那些导向成功的神经元及其连结，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些神经路径。

在皮层中，这可能不只是回到执行动作的神经元，也包括“思考该动作”的神经元。如果某个洞察突然让你看清某个问题，你会获得一阵多巴胺冲击，而参与该洞察的神经元会强化。下一次，灵光乍现会来得更容易。如果某句歌词触动你，你也会获得一阵多巴胺，而隔天起床，你可能脑中就盘旋着那句旋律。

照这个说法，多巴胺帮助我们选择能达成目标的最佳行为与想法——成功时它告诉大脑“再多做一点那个”。

但这里有个转折：成功并不总会引发多巴胺。真正会引发多巴胺的是“意料之外的成功”。

在猴子与老鼠身上的实验显示，多巴胺释放与“惊喜”最吻合：成功越出乎意料，多巴胺越多。这将“再多做一点那个”的逻辑彻底改写——多巴胺其实像“比预期更好”的讯号，而多巴胺减少则像“比预期更糟”。

这种解释比单纯的“快乐化学物”或“再多做一点那个”都更精细，但也把我们带回黑房间问题。

谁决定甚么是“预期”？谁比较出“现在发生的事”是比预期好还是糟？答案是：大脑皮层。没有其他脑区有足够资讯能理解，例如“金钱”——而金钱在人的大脑里是可靠的多巴胺来源。因此，是皮层告诉奖赏系统何谓“意外成功”，并换得多巴胺。

但皮层的目标不是使现实与期待一致、并在一致时感到满意吗？那么，皮层为何会主动刺激自己索取多巴胺？黑房间问题再度浮现。一旦我们否认多巴胺本质上能带来愉悦，就难以理解我们为何会被推向那些能产生多巴胺的事物，或者说，我们为何会被推向任何事物。

“把这弄明白”

这仍是研究中的领域，而在我看来，皮层与多巴胺之间的精确关系，是整个神经科学中最未解的重大问题之一。

以下是我的理解——虽然将来我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

事实上，皮层想要的是“最少的多巴胺”，就像它追求所有活动的最小化一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要皮层辨识到某个情况“比预期更好”，它就会获得多巴胺——事情的连线方式就是如此。

与其把多巴胺视为正面、愉悦的讯号，我认为更合理的是把它视为一种“命令”讯号：把这弄明白。对皮层而言，“弄明白”就是让现实与期待一致，而这可以透过改变现实或改变期待来达成。我猜测，多巴胺可能会把天秤推向“改变现实”那边，迫使我们行动，而不是接受现状。不过，截至目前，我并不知道有研究能确定证明这一点。

如果把多巴胺视为“把这弄明白”的化学物，就能解释苯丙胺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多巴胺缺乏对动物的影响。这解释了为甚么阿德拉会让人产生“隧道视野”。也解释了为甚么多巴胺水平低的人会缺乏动力。

这同时也解释了我们对不确定性的迷恋。

这并非人类独有。相关研究最初在鸽子身上进行，后来也在其他动物身上被重复验证。你给鸽子一个按钮，按一下就有奖赏。然后你开始改变每次奖赏需按下的次数。按得越多——例如50下或100下——牠们完成后越疲惫，也越不愿意继续按。

但若你让这个数字变得不可预测，鸽子就不会停。牠们会不断按、反复按，不管奖赏出现多少次。激励牠们的并不是奖赏本身，而是尚未破解的模式。

更有趣的是，假设你再度把鸽子放进笼子并设一个按钮，但这次奖赏完全随机发放，与按不按无关。没多久，有几只鸽子开始按按钮。最后，全部鸽子都会按。牠们全都陷入试图破解不存在的规律中——于是凭空捏造规律，逐渐相信是自己创造了奖赏。

这一切听起来是不是相当熟悉？这正是赌博与社交媒体令人上瘾的原因：不只是金钱或社交回馈，而是回馈的“不可预测性”。你永远不知道Instagram上哪张照片会获得大量按赞，也不知道哪支TikTok影片会突然爆红。赌场和社群媒体平台透过随机发放奖励来放大这种不可预测性——他们当然很清楚这些针对鸽子的实验结果。试想，如果你的所有“按赞”都在每周一次、固定时间集中送达，你大概会开始害怕那一天——因为多半不会比预期更好，反而大多比预期更糟。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似乎永远与自身动机失调，原因也就清晰了。多巴胺并不会把世界标记为“好”或“坏”。若真如此，我们只要做“好事”、避开“坏事”，永远保持动力就好了。相反地，多巴胺标记的是“意外的成功”——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并告诉我们：“把这弄明白，让成功变成常态，不再令人惊讶。”

听起来也许有点沮丧。如果多巴胺真是在向大脑传达这种讯息，那无论我们做甚么，最终总会感到厌倦与不满，而这正是重点。但换个角度来看更好。对无聊的恐惧、对不满的阴影，正是我们做新事物的理由。新事物能带来意外的惊喜——那些罕见、难以预测的小小喜悦，让生命值得一活。

从演化角度看，这套系统也极为精妙。想像两只动物，一只对现状完全满足，另一只容易厌倦，永远寻找更多。哪一只比较可能长期生存？多巴胺是在押注未来的必然变化。演化偏好那些坐立不安、不满足、追求新奇、被“更多”幻象折磨的个体，因为这让他们不会停下脚步，最终更有生存优势。

至于内心平静——嗯，那本来就不是必需的。

本文节选自脑神经学家尼古拉·库库什金的著作《单手拍掌》（One Hand Clapping），英文版初版于 2025 年 10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