宵禁、罚扫厕所、怀孕遭解约：菲律宾女移工抗议台湾“囚犯式管理”

伊莉莎白走出工厂大门，手里拖着一箱匆忙整理的行李，前路茫茫。她心里却异常平静，甚至感受到一丝久违的自由。

“我知道这是非法解雇，因为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这位33岁的菲律宾移工向BBC中文回忆，收到通知当天，她被要求立刻离开产线、交回制服与员工证，并在一小时内搬出宿舍。她将大部分家当暂时寄放同事房间，只带走少数重要物品。

在台湾工作的六年间，她几乎没有休息。几个月前，她才向12岁的女儿说，工作稳定后会休假返乡，参加她的小学毕业典礼。如今，她不确定能否兑现承诺。

离去时，工厂多处张贴附有她肖像的公告，明令禁止她再度进入厂区。

去年8月，伊莉莎白与数名菲律宾女性工人组织工会，抗议台湾公司对女性移工严苛的规范，年底取得合法罢工权。

但随着劳资冲突升高，她在今年2月6日被公司以“破坏和谐”为由解雇。数日后，全数工会干部都遭到解雇并逐出宿舍。

“我们持续受到不公平对待，我无法保持沉默。”她说，在台工作期间人身自由被严格管控，公司规定女性移工必须住在宿舍并每晚打卡，甚至明文规范工人的“男女感情”和私生活，并实施惩罚措施。

“我们随时担心受罚，就像囚犯一样。”

“令人窒息”的宿舍规定

伊莉莎白来自菲律宾南部的达沃市（Davao City），2018年来到台湾工作。最初她是一名家庭看护工，一年半前转换到泰博科技公司，在新北市五股区的工厂成为产线工人。

她曾以为这是份更好的工作。相比看护移工，制造业移工受台湾《劳动基准法》保障，薪资也更高；而泰博科技更是知名医疗技术设备制造商，产品出口欧美，在新冠疫情期间因协助防疫获得政府表扬。

但公司的宿舍规范渐渐让她难以忍受，而且只针对女性。伊莉莎白告诉BBC中文，她所在的工厂共有近百名移工，其中三分之二是菲律宾女性，她们须遵守与男性同事截然不同的管理政策。

她表示，公司的男性移工可以选择在外租屋，女性移工却被强制入住员工宿舍，并受到“宵禁”限制。她们必须在每晚11点前回到宿舍，拍照回传通报“舍监”，否则就要被处罚五天劳动服务；若有一天未能回到宿舍，则要被罚三十天，外宿未归三次就可能被遣返回国。

这些惩处并非罚金，而是额外劳动，包括清扫工厂生产区、宿舍与厕所等公共空间，完成后要拍照存证。

“我们的手机里全是这些照片，”她说，自己和工会成员都曾因下班太累睡着，错过打卡时间，或因外出赶不上门禁而多次受罚。

假日是她是少数能卸下工人身份的时刻。她的伴侣跟妹妹在台湾另个县市工作，她通常会搭一个半小时的车去跟他们聚会，或一起到台湾其他地方旅游。

“但我从来不能好好享受空闲时间，即使是假日，也不能去太远的地方，总是为了要赶回宿舍而焦虑。”

她形容这些规定“令人窒息”，私生活受到持续监视“并不人道”。

有资深员工指这些规定在近年加严，一份由工会干部在会议中取得、标注“2024年12月修订”的公司《外籍同仁人事管理规章》更明文规范，“男女感情纠纷者”将被处以一个月劳动服务，累犯者则遣返回国；在受雇期间结婚、怀孕者，将受罚或被遣返，员工还须向公司坦诚提供在台亲友的姓名、手机与住址，违者同样要受罚。

泰博科技董事长陈朝旺回覆BBC中文查询时，否认有强迫女性移工住在宿舍，并表示公司没有制定有关规章，也“完全未介入”移工宿舍的生活管理。

他表示，宿舍由公司提供，与工厂位于同栋建筑，由一名外籍移工在免缴宿舍费用的情况下“自愿担任舍监”，执行由宿舍内所有人员“共同决定”的管理规范。他补充，目前女性移工可选择自行在外租屋。

陈朝旺指出，早期移工代表曾就宿舍管理规范与公司讨论，并已沿用十余年，他“不清楚”现行版本，并强调宿舍并没有所谓“宵禁”或劳动服务处罚，仅是由宿舍成员“共同分担清洁工作”。

公司设法“防止我们怀孕”

伊莉莎白并不认同公司的说法。她指出，宿舍“舍监”的权力来源是公司，而严格的住宿规范目的在于避免女性移工怀孕。她表示，工会曾接获案例，显示公司要求怀孕的移工提前终止契约。

她强调，女性移工能够外宿或在外租屋，并非公司主动放宽，而是经过工会在劳资调解中争取后才得以实现。

工会的顾虑并非特例。台湾法律规定，移工若怀孕，雇主须提供产假与产检假，并照给薪资，不得因此解约或遣返。根据最新统计，台湾每年约有六千名移工怀孕，但有高达八成的移工怀孕后，聘雇契约被终止并必须离境。

在同一家企业工作的菲律宾移工安洁莉卡（化名），去年就因怀孕离职。

她向BBC中文表示，虽然合约尚未到期，但仲介告知她无法继续留任。据她说法，仲介在得知她怀孕后要求她自行提出离职，并在文件上填写“家里有事”作为原因，相关纪录并未显示她因怀孕而离职。

在台湾，仲介公司除了负责移工的聘雇与引进，雇主也常将宿舍与生活管理委托仲介处理。安洁莉卡认为，仲介的说法等同于雇主的意思。她在提出离职当天便被要求立即搬离宿舍，一周之内辗转三处暂住，一度陷入恐慌。

“我已经30多岁了，一旦回国，就很难再有机会来台湾工作。”

安洁莉卡是单亲母亲，丈夫失联多年，为了独自扶养三个孩子，她选择出国工作。“我原本想去日本，但那需要日文训练，我等不了这么久。”来台湾的仲介费用更高，出国前她被要求支付6万5000披索（约新台币3万5000元；美元1104元；人民币7610元）仲介费，为了筹钱，她向仲介合作的贷款公司借款，高额利息使债务瞬间翻倍。

沉重的债务压力，使安洁莉卡在台工作期间只能逆来顺受。产线切割工作常让她受伤，管理人员为了追求效率，不时在耳边咆哮、言词羞辱，她都不曾抱怨。六年间，她逐步还清债务，也存下积蓄，让大女儿如愿进入大学就读。

然而，意外怀孕打乱了她原本的计划。

“我很恐惧。”她过去曾目睹同事因意外怀孕而陷入绝望，由于天主教信仰，她们往往难以选择堕胎，“她的债务还没还完，也考虑了堕胎，但最后没有实行，还是回国了。我很伤心，但无能为力。如今这也发生在我身上。”

日前她获移工团体协助安置，并向公司争取复职。

新北市劳工局证实，泰博公司在人事管理规范中载明移工怀孕将予遣返，经查属实，已违反《性别平等工作法》。

“军事化管理”

台湾自1980年代开始引进外籍移工，主要来自印尼、菲律宾、泰国与越南，目前总人数约85万人。其中“产业移工”超过50万人，男女比例约七比三；在制造业领域，女性移工以菲律宾籍居多。

分析指出，菲律宾女性赴海外工作的比例高，普遍具备英语能力、容易沟通，被认为更能适应职场要求。近年随着台湾科技厂受到国际要求，必须加强防制“强迫劳动”并确保公平招募，多数厂商倾向聘用来自菲律宾的移工。菲律宾政府对仲介收费规范较严格，对雇主而言也相对有保障。

泰博公司二十年来也主要聘用菲律宾女性移工。

一名资深仲介业者向BBC中文指出，过去移工怀孕常被视为增加雇主成本，因而衍生出不利规范。过去甚至曾有女性移工被要求定期验孕。随着政府明令保障，孕产假逐渐被多数雇主视为必要福利。

但该业者表示，移工怀孕后仲介需投入更多管理与照顾心力，台湾多数中小企业雇主不熟悉移工法规及国际规范，这也使仲介利用资讯落差，向雇主建议或代为实施宿舍严格的管理措施。

他形容这类措施“性质上类似校园发禁或制服规范，并非基于实质理由，而是出于管控思维”，宿舍管理往往以军事化、低透明度的方式进行，以便掌控移工生活。

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教授珍妮佛‧戈登（Jennifer Gordon）向BBC中文指出，女性移工的身体和行动，往往承受比男性更多的规范与限制，这些经验使女性更可能陷入“强迫劳动”处境。

她解释，“强迫劳动”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限制行动自由。除了“不准离开宿舍、不准夜间外出”等规范外，还包括对身体自主的限制——在非工作时间，工人能否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迫劳动指标共有11项，包括恶劣的生活与工作条件、过度加班、拖欠工资、恐吓与威胁、身体或性暴力、债务束缚，以及限制行动自由等。

女人组织工会

协助泰博工人筹组工会的群众服务协会移工庇护中心负责人汪英达向BBC中文表示，泰博公司除了针对女性工人的宿舍规范与怀孕歧视，还涉及多项可能构成强迫劳动的违法行为，包括要求移工续约需缴交额外费用，以及以罚款惩处员工等。“这些问题存在已久，也一直有人申诉，但未获改善。”

他指出，泰博移工成立工会的初衷是为了改善不当劳动条件，即使法律保障存在，若缺乏严格执行，工人权益仍难以落实。“唯有组成强大的工会，才能真正揭露问题，让劳工敢申诉、敢讲真话。他们才可能从内部推动公司透明治理，改善强迫劳动问题。”

在台湾，移工组织工会并不普遍。曾任多个工会顾问的律师刘冠廷则向BBC中文表示，“企业工会”直接受限于单一雇主，劳工往往因担心工作权受威胁、遭到打压或介入而不敢组建，“对移工而言，挑战更大”。

他解释，外籍移工与雇主的劳动契约通常“三年一聘”，只要移工加入工会就可能不获续聘。在合约与工作不确定性下，移工组织或加入工会的难度远高于本籍劳工。

伊莉莎白表示，工会成立以来，已有超过30名女性移工加入，并由她与多名干部曾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劳资调解，她们也多次前往政府单位前抗议。期间，泰博科技同意修订宿舍规则，但未有回应工会提出取消仲介费用与劳动服务费等诉求。

去年12月底，泰博工会通过罢工投票，取得合法罢工权，成为台湾唯二取得罢工权的移工企业工会。2023年，另一群以女性移工为主的亚旭电脑工会（华硕关系企业）也曾启动罢工投票，寻求合法罢工权。

研究指出，移工自发性组织的情况并非台湾特有，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

汪英达表示，女性移工在工会运动中呈现积极和坚持的特质。他补充，虽然泰博也有男性移工，但至今没有男性入会。相关针对女性的规定，可能被认为与其无关，加上担心惹事，让他们选择保持距离。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理事长陈秀莲也向BBC中文指出，其协助移工所组织的工会，成员也多以女性为主，展现出比男性更强的动能。她认为，这与性别刻板歧视的结构性压迫密切相关。“女性在成为工人之前，就已长期承受性别歧视的压迫。”

陈秀莲解释，许多女性移工认为自己“反正也没什么好失去”，更愿意坚持到底。疫情期间兴起的线上会议软体，也成为移工串联的重要工具，她们即使身处雇主的家，仍可在厕所或房间能透过手机参与讨论。

“感觉突然被击垮”

对伊莉莎白而言，压力始终存在。工会草创之初，她就曾多次被告知，只要加入工会，就会失去加班的机会，公司甚至要求她交出所有工会成员名单。

“许多人都来警告过我，包括仲介、人资主管。他们想让我感到害怕，逼我放弃组织工会。”伊莉莎白说。

多数移工为了在合约期限内尽可能多赚一些钱，往往选择超时加班。伊莉莎白每天7点多开始工作八小时，工资为台湾基本薪资新台币29,500元（约926美元；6393人民币），扣除宿舍与劳健保等费用后，每月实领约两万多元。在组织工会前，她一周通常能加班三到四天，每天多工作两小时，每月可增加近新台币6,000元的收入。

新北市劳工局证实，泰博公司在调解期间，曾要求工会理事长退出工会、交出会员名单，并不允许理事长加班，违反《劳资争议处理法》规定，裁罚泰博公司新台币20万元。

律师刘冠廷解释，依据台湾《工会法》规定，雇主不得因员工参与工会活动而予以解雇、降职、减薪或其他不利待遇。工会依法成立，资方就须尊重其运作，“雇主若要求交出会员名单，或刻意调查谁加入工会，这些行为都可能构成对工会组织的打压与介入”。

随着工会试图扩大规模，伊莉莎白承受的压力也升高。今年2月6日，泰博以“伪造文书、与外部人士勾结、损害公司名誉”为由解雇她，并在四日后再度解雇其余五名工会干部及一名前任干部。

她们在解雇当天随即被要求搬离宿舍，伊莉莎白等人在移工权益组织的协助下，被安置于临时庇护所。

“我们尽量正常过日子，一起煮饭、洗衣服，讨论下一步行动，偶尔也会去附近街区走走。”伊莉莎白说。

突如其来的失业仍对她们造成沉重打击，工会干部中不少是单亲母亲，也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有些人来台不到一年，仍在偿还高额仲介贷款”。

伊莉莎白本身也是单亲母亲。她一直认为自己个性坚强，丈夫多年前离开她时，她接受这是许多菲律宾女性的命运，选择到台湾工作，独自扶养未成年女儿；因为组织工会遭到解雇时，她也深信自己是正确的。

但当她看着伙伴们脸上的焦虑与恐惧时，却第一次感到挫败。“公司第一个锁定要开除的人一定是我，因为我是工会的会长。但当我知道他们连其他人也一并开除了，那时候我觉得突然被击垮。心里有愤怒，也有无力感，两种感受混在一起。”

法律行动

随着伊莉莎白等人遭到解雇，泰博公司与工会的劳资争议引起台湾社会更多关注。工会已向劳工局申请调解，并向劳动部提出不当劳动行为裁决申请，同时透过法院民事诉讼确认雇佣关系。

泰博科技董事长陈朝旺在回覆BBC查询时，否认外界关于移工宿舍规定、额外收费及解雇怀孕移工的指控。他表示，工会抗议已影响公司海外客户订单，对公司形象和营运造成冲击，公司将依刑法提起诉讼，控告工会诽谤及使公务员刊载不实内容。

他强调，公司均遵照《劳基法》及相关法规，从未有解雇怀孕移工的案例，也未曾发生移工相关劳资争议。对于新北市政府开罚所依据的人事条例，他表示不清楚来源，认为可能是早期仲介提供的旧资料。

陈朝旺并质疑伊莉莎白等人所组织工会的正当性与代表性，指出工会举行的罢工投票不成立。他表示，公司共有千名员工，但工会缺乏台籍员工参与；在144名外籍移工中，公司近期调查显示有136人以书面声明自己并非工会成员。

针对男女移工住宿的安排，陈朝旺指出，公司过去主要聘用女性移工，男性移工因后续引进人数较少且宿舍空间不足，加上男女不得混居，公司并未提供男性宿舍，而是由男性移工自行寻找住宿或透过仲介安排。

他强调，泰博进用移工近二十年，属于“优良企业”，移工享有稳定加班与年终奖金等福利，表现优异者每月薪资可达新台币五至六万元，因工作条件优渥，海外仲介会收取较高的仲介费用，为移工争取到这些职位。

台湾劳动部“违反劳动法令雇主查询系统”显示，泰博公司自2021年起共有六次违反《劳基法》的纪录，涉及工资未定期给付、未提供例假休息、超时加班等，并因此遭到处分。以上不包含近期劳资争议受裁罚内容。

台湾劳动部对BBC中文指出，依照《就业服务法》相关规范，雇主应负“住宿管理责任”，且住宿地点要符合一定的空间与建筑规范。若雇主未善尽雇主责任，将依规定由地方政府开罚。

劳动部补充，在雇主安排宿舍的前提下，移工也可以选择在外租屋，但仍须向主管机关报备，并提供住宿规划与安全管理措施。

至于泰博解雇工会成员的情况，劳动部长洪申翰强调，该行为已严重打压劳工结社权，对此“绝不容忍”，并呼吁公司尊重法律。工会去年提出的“不当劳动行为”裁决申请正加速处理中，若认定泰博行为构成《工会法》所规范的恶意打压，将依规定开罚。

新北市劳工局则回应，泰博工会是依《工会法》规定审查后核准登记成立，具有合法正当性，部分劳工所述工会设立程序不合法等情，应循法律途径解决，泰博公司不得以此为由否认企业工会地位。

泰博官网近期则单方面宣布已完成“工会改选”，由自称工会成员的员工发起集会，呼吁“劳资合作”。

“暂时复职”

争议闹大后，泰博公司于3月初通知伊莉莎白等人“暂时复职”。目前工会干部都已回到工厂工作。

但群众服务协会移工庇护中心负责人汪英达指出，这项暂时措施并未真正保障移工的工作权，工会抗争仍将持续。

“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强迫劳动议题，台湾雇主必须意识到改变。”泰博的产品出口欧洲，他呼吁国际供应链买家应有所警惕，“我们并非要求海外客户退单，那也是对工人的伤害，而是诉求改善不公平的聘雇和劳动条件。”

台湾移工人权议题近期受到国际关注。去年美国对台湾知名自行车品牌巨大（Giant）实施“禁止进口令”（WRO），理由是其供应链存在强迫劳动风险，包括工人因债务被迫劳动、遭遇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等。事件爆发后，巨大股价一度重挫。

美国法律学者戈登指出，自上而下的供应链压力，及自下而上的劳工组织，都是改善强迫劳动的途径主，移工应被视为能改变自身处境的行动者。“如果你听移工透过工会发声，他们并不是说‘我们不想工作、不想来这里’，而是说‘我们想工作，但要在公平的条件下’。”

“重要的是要承认这正在发生，并且倾听那些工人。他们也提出了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做到。”戈登说。

对于再次踏进工厂，部分工会成员感到鼓舞，认为“多少赢了一些”，但伊莉莎白说自己心情复杂，担忧“暂时复职”后将面对更不友善的工作环境与骚扰。

“我一直在奋斗，希望能成为女儿的榜样。”伊莉莎白说。“过去女人被认为是脆弱的，但这个世代，女人为家庭奋斗工作，为认为是对的事情发声，我会依然站在前线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