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從政增長勢頭20年來首次陷入停滯

今年，幾乎一半的全球人口參與了選舉，但女性代表的進展卻停滯不前。在結果已經公布的國家中，有六成國家女性在議會中的比例下降。

在印度、美國、法國、葡萄牙、印尼、南非和其他21個國家，新選出的議會中女性人數少於前一屆。歐洲議會更首次出現女性當選人數下降的情況。

在某些國家，女性甚至完全被選出局。

普阿基娜·博雷漢博士（Dr Puakena Boreham）是圖瓦魯歷史上第三位女性議員——她曾在16人的議會中，作為唯一的女性議員待了八年。然而，今年她失去了議席。

在她任期的末段，她參與了一項成功的運動，通過修改憲法，將性別歧視定為犯罪。

作為工作的一部分，她曾在一些傳統上不允許女性發言的社區會議中發言，而她注意到，許多男性會起身離開。

「我認為我作為女性發聲，已經付出了代價。」博雷漢說，「當我意識到未來四年將不會有女性代表時，我感到痛苦。」

太平洋島國擁有世界上最低的女性議員比例——僅為8%。全球範圍內，女性在議會中的比例為27%，而只有13個國家的女性代表與男性比例接近相同。

英國、蒙古、約旦和多米尼加共和國在女性代表方面取得一些進展，同時墨西哥和納米比亞選出了首位女性總統。目前，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地區在這方面領先。

然而，自1907年芬蘭選出了世界上首位女性議員以來，朝著平等代表性邁進的步伐一直緩慢。在1995年至2020年期間，全球女性代表翻倍，但過去三年增長變得緩慢。

在這麼多不同的國家、背景和政治複雜因素的影響下，很難定義為何今年女性選舉結果不佳。

在一些國家，如葡萄牙、巴基斯坦和美國，隨著議會趨向右轉，女性政治人物的數量隨之下降。這些國家的右派政黨中，女性成員較少。

而在女性當選數量大增的地方——例如英國，發生的事正好相反。

在法國，提前選舉會對女性候選人不利。

「當選舉被認為風險較高時，政黨往往會提名較少的女性候選人，」性別與政治專家、巴黎政治學院的雷詹·塞納克（Réjane Sénac）說。

並非所有選舉都是如此，但要達到50／50的目標，確實存在一些眾所周知的障礙。

政治學教授羅茜·坎貝爾（Rosie Campbell）在倫敦國王學院舉行的國際婦女節中說：「女性不太可能醒來後，覺得自己能夠勝任高層領導職位。他們通常需要被提醒：『你有沒有想過成為一名議員？』」

這正是普阿基娜·博雷漢進入政界的原因。作為一名麻醉師，她親眼目睹了許多圖瓦盧人因為糖尿病而失去四肢。一位導師告訴她，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進入政府。

「一開始家中的長輩，主要是家裡的男性非常反對。他們認為從事政治不是女性的角色。」她說。

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性別與政治專家雷切爾·喬治（Rachel George）指出，在大多數社會中，比起男性，女性仍然承擔更多照顧責任，這令她們難以進入政治。

因為很少有議會提供產假，這一個問題並未得到改善。

有大量研究發現，女性在籌集選舉資金方面也面臨更多困難，或者沒有財務自由去休假參選。

這些問題並非最近出現的現象。然而，根據來自不同國家的研究，無論是在線上還是面對面，對女性公共生活的攻擊都有所增加。

去年，幾位著名女性領袖因為面對不斷的騷擾，最後選擇退出政界。

作為墨西哥的參議員，印迪拉·肯皮斯（Indira Kempis）不得不面對極端的騷擾和辱罵。她說，男同事則沒有面臨這些困境。

「我曾經受到威脅，我曾被政治迫害，他們攻擊過我家人和團隊的聲譽。他們非常暴力。」

有一次，她在開車時被武裝男子跟蹤，並在WhatsApp上威脅她。肯皮斯說，有人想破壞她的婚姻，刻意將匿名信息發送給她的丈夫。而她的家人也收到威脅電話。

「他們會把你的家人捲進來，因為他們知道作為女性，我們不會對他人的安全不負責。」而看到女性有份參與這些攻擊，她感到非常傷心。

現在，當人們問她是否覺得女性在政界很困難時，她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我該怎麼告訴年輕的女性，她將不得不經歷這一切？她將不得不進入一場『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活著出來』的戰爭？」

「咒罵、侮辱和嘲笑——這些舉動在網絡上變得如此正常化，」張慧英（音，Jang Hye-Yeong）說。她曾經是韓國最年輕的國會議員之一，直到今年失去議席。

「每次我出現在電視上，電視台會接到抗議電話，人們會說，『為什麼要播一個女權主義者？』」她說。

在競選過程中，她曾多次談及女性問題，例如同工同酬或性騷擾。她注意到有一對夫婦停下來聽，然後男人把女人拉走，有時還很粗暴。

「我完全意識到，我將會面對強烈的反擊。」

作為韓國#MeToo運動的一部分，數名知名男性被指控性騷擾。自那時以來，該國出現了對女權主義的反擊，許多年輕男性感覺自己成為了反向歧視的受害者。

這些問題在今年的選舉中再次突出。國際議會聯盟（IPU）的性別項目官員瑪麗安娜·杜阿特·穆岑伯格（Mariana Duarte Mutzenberg）說，韓國一些政黨繼續加劇或利用年輕男性中的反女權情緒。

張慧英的政黨今年表現不佳，這無疑有份導致她失敗。但她認為對女權主義的反擊是失敗的關鍵原因。

這次選舉並非對韓國所有女性候選人都是災難——女性在國會中的比例從19%小幅增至20%。但該國仍遠低於全球27%的平均水平。

除達到基本公平之外，平等的議會對所有人都有好處。歐洲性別平等研究所的卡琳·謝勒（Carlien Scheele）援引研究稱，性別多元的團體會做出更好的決策，性別混合的董事會能夠帶來更高的利潤，甚至可能提高國家的GDP。

實現性別平衡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使用性別配額——沒有配額的國家，女性的當選比例平均為21%，而有配額的國家則為29%。

得益於政治意願和配額，墨西哥在2018年實現了性別平衡，當時強大且受歡迎的前總統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決定，國會應該有50%的女性。今年，墨西哥選出了首位女性總統克勞迪亞·謝因鮑姆（Claudia Sheinbaum）。

但進入政權只是戰鬥的一半。2018年當選為參議員的印迪拉·肯皮斯說：「我是一個想進入政壇並擁有權力的女性。我公開這樣說，因為很多女性對此感到羞愧。」

她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做出真正決策的會議之外。「我不得不強行進去。這就像一個男孩俱樂部。」她說，她每天都面對來自男性同事的歧視。

「他們不斷告訴你，你不夠有才華，你做不到，」她補充說，「有一個男人曾經告訴我，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只是因為他。」

聯合國婦女署的朱莉·巴林頓（Julie Ballington）說，內閣職位才是改變遊戲規則的關鍵，但這些職位的女性代表數最低。「這真令人震驚，因為這些是任命職位，所以如果政府有政治意願，應該很容易實現性別平衡。」

她們的研究還發現，女性通常被限制在某些角色中——人權、平等和社會事務領域，而財務或國防等領域通常由男性擔任。

雷切爾·喬治（Rachel George）說，這是個問題。「當女性在場時，和平協議更有可能達成，而且更可能持久。」

印迪拉·肯皮斯有意參選總統。她聲稱自己的政黨不支持她，因為她是女性——該黨否認了這一指控，她因此辭職以示抗議。

儘管如此，她對未來仍然充滿希望。

「當我進入政界時，並沒有年輕女性對我說：『我想成為一名參議員。』但當我離開時，卻有很多。」

張慧英計劃再次參選。圖瓦盧的柏基娜·博漢也有同樣的計劃。

「即使我無法回去，女性的聲音也應該存在，」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