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輯：讓人眼界大開的蘇聯時期照片

1945年的5月2日，蘇聯紅軍剛剛從納粹手中解放柏林，紅軍的三名士兵和一名攝影師爬上了柏林國會大廈的屋頂。其中一名士兵爬到了一個小的塔頂上，揮舞著一面像是蘇聯國旗的旗幟。在他的後方，屋頂邊緣的德國英雄人物石雕像剪影永遠定格在大步邁向前的一刻。這一張照片後來成為了經典的戰地攝影作品，也是一個有關新聞圖片是否反映了真實的歷史記載的有趣課題。

哈爾代伊（Yevgeny Khaldei）所拍攝的《勝利的旗幟》在倫敦阿特拉斯畫廊（Atlas Gallery）題為的《蘇聯攝影大師作品展》（Masterpieces of Soviet Photography）展出。阿特拉斯畫廊的共同創始人伯德特（Ben Burdett）告訴英國廣播公司文化欄目（BBC Culture）說：「照片背後有很好的故事，也有一絲神秘感。這是一張擺拍的照片，但出發點合理。第一次舉起這面旗幟時，沒有攝影師來捕捉這個畫面。於是哈爾代伊第二天和士兵們一起回去，還原了當時的場景，因為他們想要拍一張蘇聯旗幟在柏林國會大廈樓頂飄揚的照片。」

據說由於缺乏真正的旗幟，這些士兵帶著一面由攝影師的叔叔用三塊紅色桌布縫成的旗幟，錘子和鐮刀也是縫上去的。據《紐約時報》稱，哈爾代伊的父親和姐妹當時已被納粹殺害，在看到美國攝影記者羅森塔爾（Joe Rosenthal）拍攝的《硫磺島升旗》（Iwo-Jima）作品之後的兩個月，他就請自己的叔叔做了一面臨時的旗幟帶到柏林，便於拍攝他自己的標誌性攝影作品。

伯德特表示：「這張照片後來成為了最具歷史性的戰爭攝影作品之一。後來，事實真相浮出水面。原來當時攻佔柏林的蘇軍士兵會掠奪死去的德國人身上的貴重物品，位於照片前景的蘇聯士兵手腕上正戴著搶來的手錶。隨後，蘇俄當局決定，這並不是他們希望展現的形象，因為照片披露了蘇聯士兵們掠走德國士兵身上的貴重物品據為己有。照片後來被修改過。因此照片有好幾個版本：有一個版本中，一位士兵戴著三隻手錶，一隻手兩隻，另一手一隻（這應該是真實的原始版本）。而流通的版本大多是這個士兵戴著一隻手錶，或者不戴手錶。這和卡帕（Robert Capa）的《士兵之死》類似，某種程度上是《士兵之死》的俄羅斯版本——典型的戰地攝影作品。」

苦澀的事實

此次展覽的照片都來自時年95歲的攝影師波羅杜林（Lev Borodulin）的個人收藏，《勝利的旗幟》這張照片所反映的雙重含義貫穿了整場展覽。展覽的照片一方面刺耳地宣傳蘇聯的偉大，與此同時也通過試驗性的技巧來暗示其中的細微差別。展覽的共同策展人卡茲內爾森（Maya Katznelson）告訴英國廣播公司文化欄目說：「有時候，你看到一張照片獲得第一個印象，但隨後你了解到歷史真相，才知原來完全有另一張不同的照片。蘇聯攝影師完成了許多大師級作品，同時也打造了蘇聯文明似乎很宏偉的神話。我認為他們的創作近乎英雄主義。即一方面拍攝出意識形態正確的照片，另一方面又在有限的可行範圍之內盡可能多地進行藝術表達。」

伯德特表示：「波羅杜林自己就是一個蘇聯時期的攝影師，20世紀50至70年代期間在蘇聯生活，拍攝了很多知名的照片——主要是體育運動，任何體育相關的主題他都拍，而且通常是英雄主題的作品。」波羅杜林在過去的70年間收集了約1萬幅攝影作品，用阿特拉斯畫廊的說法：「這麼做的目的就是將當年藝術只能為蘇聯社會主義宣傳服務時期的攝影作品收藏並保留下來。」波羅杜林的收藏橫跨俄羅斯革命至20世紀60年代時期，照片來自雜誌、檔案館以及像俄羅斯國家通訊社（TASS）這樣的圖片社。

卡茲內爾森說：「波羅杜林的收藏讓許多照片倖免於難，這是最早的一批蘇聯時期攝影藏品之一。」雖然這一收藏覆蓋了蘇聯的各個時期，但她認為，二戰期間的圖片是最為觸動人心的。「當時攝影記者身處生死的邊緣，完成了大師級的作品。其中有的作品是用來鼓舞全國人民的士氣；有的則長時間存放在檔案裏，戰後幾十年都未曾發表過。」

波羅杜林在這些照片中找到了特殊的含義，他在特拉維夫的家中告訴英國廣播公司文化欄目說：「對我而言這是件私事。我幾乎所有的親戚都在戰爭中被殺害，我自己受了兩次傷。我當時隨軍從莫斯科一路進軍到柏林。這場戰爭改變了我的人生，也改變了國家的軌跡，也改變了我周圍所有人的命運，而我希望人們能夠銘記這段歷史。」當哈爾代伊拍攝柏林的淪陷時，德國國會大廈仍有交火。據波羅杜林說，哈爾代伊是冒著生命危險拍下了《勝利的旗幟》。兩個人後來熟絡了起來。「哈爾代伊和我私下是好朋友，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一起回憶戰爭年代……而且每次我走到他曾經居住的小型攝影工作室時，我總能看到這張大概一米寬的照片，我倆就坐在照片前面。」

本次展覽提供了另一個觀察俄羅斯歷史的視角。伯德特說道：「展覽非常豐富，涵蓋了整個斯大林年代，整個蘇聯時代、二戰、冷戰及其之後的時期。有一些拍攝於斯大林年代最黑暗的時期——站在歷史的角度上看，這些照片完美展現了現代俄羅斯的發展與建設過程，尤其通過重工業以及農業體現的發展。」

但除了歷史記錄外，伯德特和卡茲內爾森更為著迷於這次展覽中的另一方面。伯德特說：「我們對蘇聯攝影的審美髮展以及藝術手法更為感興趣：建構主義派、十月黨人——他們是俄羅斯人中的包豪斯。我們選了蘇聯多位攝影大師的作品，有沙謝赫特（Arkady Shaikhet）、哈利普、羅德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和伊格納托維奇（Boris Ignatovich）等人。」

這種蘇聯美學的中心元素之一由攝影師所處的政治環境所決定。「很多照片一個共通點是作品中的人物那種亢奮歡樂是相當虛假的，攝影師在拍攝時力圖捕捉到這樣的表情。這是這批圖像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他們以此作為宣傳賣點。這種美學之所以變得流行，正是因為它的怪異——充滿了戲劇性。」

但蘇聯攝影還有另一個重要特徵，它與宣傳強大國家的蘇聯戰無不勝相去甚遠。伯德特說：「俄國攝影嘗試刻畫的是一種西方所沒有的實驗性與即興創作。俄羅斯攝影師所發展的這種特別的攝影風格涵蓋多種不同的手法，諸如非常規的剪裁和鏡頭角度等。很多時候用對角線構圖，而非水平垂直的方形構圖。此外攝影師常常俯視或仰視而非直視拍攝物體；他們還經常對照片作剪輯和拼貼。」

卡茲內爾森說，蘇聯構建主義派藝術家「將自己定義為進行政治革命的創新藝術家，他們試圖用新式藝術構建一個新的世界」。十月黨人從根本上改變了新聞攝影。「那十年——1925至1935年間——蘇聯新聞攝影是世界上最為前衛的。」

即便前衛風格不再受當局歡迎，攝影師仍然在拓寬邊界打擦邊球。卡茲內爾森表示：「曾有一段時間『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盛行，即以現實主義為形式，社會主義為內容，拍攝的形象是用來傳播樂觀主義，傳播必勝的意志以及精神的力量。」

伯德特認為，政治宣傳的需要從某種程度上鼓勵了實驗研究。「攝影師被要求創作出看上去充滿勝利感並且正面積極的作品，所以很多攝影師用一種非常戲劇化的方式來展現生活，部分通過這種非常規的角度。仰視或俯視物體能為照片中所進行的事物帶來戲劇化的視角。」

卡茨尼爾森認為：「通過蘇聯攝影，你不僅可以追溯這個國家的歷史，還能看到他們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拍攝什麼以及怎麼拍。」當波羅杜林被問及自己最喜歡的作品時，他回憶起了自由尚受限制的20世紀60年代。「我最喜歡的大概是那張被審查的跳水運動員照片吧。那張照片被稱為『飛行的屁股』。那是1960年的羅馬，我第一次前往奧運會，也是我第一次去『資本主義』國家。我很開心我拍下來了，那時我才剛開始職業生涯，在奧哥尼奧卡雜誌社（Ogoniok magazine）當攝影師……那張照片後來被選作雜誌封面。」

但這張照片受到了來自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的批評。蘇斯洛夫是蘇聯共產黨非正式的首席意識形態主管。波羅杜林回憶，蘇斯洛夫在俄國真理報（Pravda）上發表的文章說：「對奧哥尼奧卡雜誌社而言，刊登這類照片並不好，因為太過前衛及太過於形式主義了。」儘管如此，他仍將其視作一種讚美。「在這篇短短的文章裏我被稱為大師，他們說『像波羅杜林這樣的大師拍攝這樣的照片是不恰當的。』」

展出作品中最近期的照片展示了俄羅斯社會自1920年代以來的發展演變——以及這場展覽為何能夠提供如此特別的歷史視角。伯德特說：「此次展覽與美國同時期類似作品的展覽、《生活》雜誌的展覽、歐洲圖片郵報（Picture Post）展覽截然不同。這裏沒有一張名人的照片。」

「這裏沒有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或者貓王艾維斯（Elvis）之類的照片——蘇聯沒有名流文化。直到你看到這張1961年拍攝的精彩照片《加加林》（Yuri Gagarin）。直到那個時間點，俄羅斯才開始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名人——加加林是第一位。他擁有非常帥氣並且充滿英雄氣概的外貌，同時是第一位登陸太空的人，所以他成為了俄羅斯的知名英雄——但當時已經是1961年，相比起全世界流行文化發展來說已是一個相當晚的年份。這幾乎是本次展覽最新的照片，也算是為蘇聯這個時代畫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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