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連線斯諾登——我活在互聯網上

美國作家團體美國筆會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的執行董事諾塞爾（Suzanne Nossel）略帶歉意地走上演講台，對下面正在聊天寒暄的幾十名觀眾表示歉意。

在華盛頓新聞博物館的奈特演播室（Knight Studio）裏，諾塞爾原打算在下午4點整和斯諾登（Edward Snowden）進行視頻通話。但是時間已經過去15分鐘，卻找不到斯諾登蹤影。

美國國家安全局前雇員斯諾登自2013年向媒體披露了美國的棱鏡計劃監聽項目之後，就成為媒體和美國政府的追蹤目標。美國政府指責他的行為危害國家安全。斯諾登目前在俄羅斯境內的不明地點避難。按莫斯科時差計算，斯諾登那裏可能剛過凌晨12點，進入新的一天。

在三次致歉後，諾塞爾高興地宣佈他們聯繫上了斯諾登。斯諾登的畫面也立刻出現在為觀眾凖備的電視屏幕上。沒有人叫他「英雄」，也沒有叫他「叛徒」，觀眾只是猛烈的鼓掌，歡迎比原定時間遲了25分鐘才出現的斯諾登。

一位工作人員發了一條推特，說：「太好了，我們終於和斯諾登在美國筆會的秘密消息來源活動聯繫上了。希望美國國家安全局正在聽！」

視頻通話

斯諾登看起來精神狀態不錯，在黑色的背景前，他穿著黑色的襯衫，戴著黑色的耳機和黑框眼鏡。聚光燈打在他一頭偏分的金髮上。和他躲在香港酒店時留下的影像一樣，他刻意留了一臉鬍子茬。這可能是他的個人風格，但也多少提醒著人們他的「逃亡者」身份。

提到兩年前他揭秘美國的全球監聽計劃，他說：「我事實上被我們取得的大量進展弄得有點不知所措（overwhelmed）。」

斯諾登想問題時會不時摸摸他的下巴——也就是鬍子茬。「因為我們的權利很重要。但是它們正在越發變成抽像的概念，人們每天已經無法看到它們具體存在。」

斯諾登對自己當年的行為毫不後悔。他說，他揭秘不僅是因為監聽本身，問題更在於社會中的權力平衡。他說隱私不是給那些有權力、需要被監督的人的，「隱私是給沒有權力的人的，如果我們不保護它，我們就不會擁有它。」

在這次視頻談話中，他還談到與美國國家安全局同事的關係。斯諾登說：「很多我的同事會理解並且事實上支持我的選擇，以及伴隨而來的結果。」但他無法透露和哪些同事有過這方面交流，因為會給他們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嚴格意義來說，他是美國國家安全局外判商的技術員。離開美國展開揭秘行動前，他的工作地點在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夏威夷區域運營中心。

「在美國國家安全局工作的那些人，他們並不是壞人。」斯諾登說，「他們是那種高度愛國的人，是那種願意幫助別人，願意做正確的事情的人。」斯諾登形容他的同事們「都是好人，只是有時會辦壞事。」

談與同事關係

「我看到了全局，是在這個或那個辦公室工作的人們看不到的。當我把所有的點聯繫起來，給同事們看的時候，他們表示出了（與我）同樣的極端憂慮。」他說。

2013年斯諾登本打算經過俄羅斯逃往其他國家，但美國政府在此時註銷了他的護照，加上俄羅斯也願意為他提供庇護，他就這樣帶點諷刺意味地留在了俄羅斯。因為在很多美國人看來，斯諾登追求的信息自由，恰恰是俄羅斯缺少的。

斯諾登說俄羅斯並不是他的社會，他不會說俄語，也沒有和俄羅斯媒體做過訪問。他說他不會參與俄羅斯的民權鬥爭，「我首先要面對我自己的國家 。」

他同時指責美國積極地阻止他離開俄羅斯。因為他曾向21個國家發出避難申請，有些給出積極回應，比如厄瓜多爾，但是美國副總統拜登直接打電話讓厄瓜多爾總統不要接收他；而由於被懷疑協助斯諾登，玻利維亞總統的專機還被要求迫降在奧地利維也納。

他說這些事會讓揭秘者們考慮，「（政治）打壓（persecution）和（司法）起訴（prosecution）的界線到底在哪？」

斯諾登說在2013年時美國政府或許還可以說他曝光的材料會影響國家安全，可能會讓恐怖分子得逞，「但現在是2015年，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局長已經在聽證時說，沒有任何證據和事件顯示有任何人因為這些曝光材料受到傷害。」

不過當被問到如果將來回到美國，他會過怎樣的生活時，斯諾登並沒有正面回答。「人們說我生活在俄羅斯，事實上這有一點誤解。我生活在互聯網上，這才是我一輩子待的地方。」

「過去兩年展示出的一件美妙的事情是，你並不需要在某個特定的地點，你並不需要在舊金山。」他說，「你可以在每個地方、任何地方。這是有力的、自由的，超越其他任何事的一點。這是2013年洩密事件所造成的一系列後果中，我學到的最重要的其中一課。」

視頻通話結束時，斯諾登在畫面中笑著對現場觀眾揮手致謝。沒有縮小的對話框，沒有斷線的聲音，工作人員就直接掐斷了信號。電視屏幕上忽然漆黑一片，只有閃亮的小字，在屏幕正中，顯示「沒有信號」。倒是掌聲還多持續了幾秒。

（責編：蕭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