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鴻溝：是什麼人喝什麼酒

很多英國人喜歡喝酒，同時又喜歡批評別人的飲酒習慣。我擔心自己也在這個行列之中。

自己喝，那當然都是健康適量，享受人生，但輪到別人，不是自我摧殘就是危害他人，擾亂治安。

前幾天，西英格蘭大學（UWE）剛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說，在英國因為飲酒過量造成的死亡從1984到2008年間增長了將近兩倍，從3054人增長到8999人，而且預告未來十年數字顯示繼續上升的趨勢，所以問題並非空談。

國際排列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統計，英國人的酒量在世界將近200個國家中排行18。老大是烏干達，老二是盧森堡，再往下是捷克、愛爾蘭和摩爾多瓦。

不過老大的頭上有個問號：無論烏干達還是其他幾個飲酒較多的非洲國家數字都不太精確，因為當地很多人飲酒是私下用高粱或小米釀製的啤酒，雖然WHO參照的是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數據，但還是承認這裏可能有水分。

幾個歐洲國家的數字應該比較準。在2003年，這些國家15歲以上人口一年裏人均喝下去的酒按照純酒精含量來算，盧森堡是17.5公升，捷克是16.2公升，愛爾蘭14.5公升，摩爾多瓦13.9公升。

與這樣的數字相比，英國人的10.4公升顯得還算收斂，儘管這比中國人的4.5公升高出一倍多。

無論在什麼地方，不同人群的飲酒都有差異，年齡、性別、民族、階層、地域都有會影響。

英國政界眼下尤其矚目的是青少年的酗酒：有人覺得這個問題的出現表明法規太松，或是政府對造酒業渲染的管制缺乏力度，乃至認為這是社會的墮落。如今，政府和反對黨也都努力證明自己最有決心和能力應對這個問題。

然而這些聽著都有點舊調重彈的感覺，因為酗酒之邪惡，酗酒對社會的摧殘，在英國曆來都能聽到各種危言聳聽的告誡。

現在，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出的一本新書《酒的政治：英格蘭飲酒問題的歷史》（The Politics of Alcohol: A History of the Drink Question in England）對這些探根索源，發現至少從16世紀中期開始，就時不時有人出來呼喚。

書的作者詹姆斯·尼科爾斯（James Nicholls）說，英格蘭人的飲酒量過去幾百年一直時有起伏，其中19世紀後葉的飲酒量尤為高漲。

相比之下，20世紀的頭半個世紀，英格蘭人飲酒遠遠低於歐洲許多國家，直到1960年代初才開始增長。不過現在確實是飲量較高的時期，所以引起關注不無道理。

不過為什麼大家的注意力通常對準某些人群，而非整個社會？

尼科爾斯說，以17世紀初年為例，那時候議會制定通過了一系列管制啤酒屋（ale houses）的立法，因為這些通常是社會底層的人聚集的場所。

相比之下，中產階級去的高雅一點的酒店（taverns）則沒有太多管制。

當時說出來的雖然是整治遊手好閒、滋事鬧事和醉酒問題，但是有一派理論認為，對那些百姓聚會的場所加強管理，實際上是要施展社會控制，因為當政者擔心到這種地方喝上幾杯之後，有的人就該以為自己的論點興許比議會裏的更高明瞭。

除了場所的區分之外，英國不同階層喝不同的酒，也是歷史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當初的啤酒屋顧名思義是賣啤酒，而tavern裏面喝的則主要是葡萄酒。17世紀英格蘭內戰年間，保皇派也是喝葡萄酒，借此展示自己的貴族氣派以及和歐洲大陸文化的聯係。

尼科爾斯說，君主制復辟後，啤酒和葡萄酒便日趨成為區分社會不同階層和政治立場的符號，高貴者喝葡萄酒，庶民百姓喝啤酒。

到了17世紀末年，從荷蘭引進的烈性酒琴酒又逐漸在英國流行開來。由於早年管理得比葡萄酒和啤酒松，很快流行開來，以至後來被看作許多社會弊病的源泉，從18世紀中期便立法嚴加管制。

葡萄酒的地位卻仍然高尚。到1860年，後來曾四任英國首相的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還推動立法，讓貧民區的飲食店賣葡萄酒，以圖提高這些地方的國民素質。

現在英國政府對如何限制飲酒的考慮較多的一個是增稅以抬高售價，一個是健康宣傳，讓人提高警覺。

參照歷史，尼科爾斯覺得這能有多大效益？他說價格似乎確實有作用，不過利用市場機制，指望的是人們作出理性抉擇。

然而事關喝酒，理智到底能對人的行為有多大支配力，難免存在疑問。

（鴻岡 2009年10月22日）

我認為飲酒有些逐步【坦誠相見】的意味，大家一旦喝過酒，至少是微醺以上，就有些增進感情的元素了，不過這種增進感情的方式比較適合男性。
lulu, China

最要緊的是喝醉了以後幹什麼，若是像李白那樣吟詩唱誦，還是滿有趣的，喝啤酒的就來一通「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騰入海不複回」，喝葡萄酒的就「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英國的酒館若是造就出些詩人來，也不枉為莎士比亞的故鄉
未署名讀者